退一步來說，在大學授課和各種學術講座當中，孔院在課程設置也需要有一定的靈活性，要有針對性地向對中國感興趣的人士提供各種有說服力和影響力的內容，而不是像國內某些課程那樣充斥著僵硬說教。由於中國自近現代以來的歷史問題異常複雜，僅僅在教學當中是否使用簡化字和繁體字問題上就曾經引起一部分國外學者的無端批評。在各種政治爭端，尤其是涉及領土問題的時候，“一刀切”不容分辯的觀點並不能讓絕大部分人信服。因此在課程內容和教學方式上，做決定前應該進行充分的溝通，甚至應該和當地的華人社區、大學學術圈以及和文化交流相關的非政府組織建立某種定期的溝通機制，不能閉門授課之後就萬事大吉。
在過去幾年里，相對於官方外交而言的公共外交正在中國蓬勃興起。大量民間智庫出現，各個大學與國外學術機構的交流日益頻繁。在中國經濟高速發展的時期，孔子學院的出現正當其時，而且還遠遠不夠。不論是在俄羅斯還是在以色列的街頭，筆者都曾經被當地人攔住“陪聊”以鍛煉他們的中文口語。這和20年前筆者在國內街頭四處尋找外國人聯繫英語口語相比簡直是歷史的顛覆。在中國日益具有吸引力的今天，中國不但需要孔子學院作為公共外交手段，還需要有更多的民間的、非官方的機構以及人士在各個層面上為國家形象添磚加瓦。從這個意義上來說，以後出現孟子協會、孫子研究所和玄奘交流中心都是必需的，也是必然的。中國還需要在類似層面上採用多樣化多格局的手段。
（來源：中國經營報 作者：孟秋）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