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則恰好相反。1952年4月30日，日本制定了《關於援助保護戰傷病者以及戰歿者家屬等的辦法》（簡稱《援護法》）。1953年8月，日本對該法進行修訂，取消了戰犯家屬和一般戰歿者家屬的區別。同月，日本政府重新實施《軍人恩給法》，不僅給予戰犯和非戰犯同樣待遇，而且將獄中死亡的戰犯定為“因公殉職”，將戰犯被拘留計為“在職”，同樣給予“恩給”。1953年8月3日，日本第16屆國會眾議院全體會議，則通過了《有關赦免戰爭犯罪受刑者的決議》。日本法律和國會決議，實際上顛覆了《舊金山和約》第11條關於戰罪法庭審判結果“不容翻案”的規定，產生了極惡劣影響，令前日本首相宮澤喜一也不得不公開承認，“日本國內法和國際法，彼此矛盾。”
這種“彼此矛盾”對“靖國神社問題”的解決，產生了重要影響。2005年6月初，日本共同社就是否贊成將甲級戰犯從靖國神社移出“分祀”進行調查問卷，靖國神社隨即發表聲明，宣稱：“日本國會已於1953年通過了‘不存在戰犯’的決議，而且根據修訂後的國內法，戰犯與普通戰爭死難者得到了同等待遇”。
教育層面，德國一般中學歷史教科書關於二戰內容達150多頁，並提出一系列問題讓學生思考：一戰中德國是否錯了？誰在二戰中有罪？希特勒是否合法取得權力？第三帝國下的人民生活得怎樣？等等。但是，日本的中學歷史教科書卻屢因不能“正視歷史”而遭到廣泛批評。最近民調顯示，日本中學生對侵略歷史的了解情況令人乍舌。去年底，電視街頭採訪顯示，日本初中生對“中日戰爭死很多中國人，知道嗎？”“知道南京大屠殺嗎？”之類的提問，竟然普遍答稱“不知道”，“不清楚”。試問，這是誰的責任？
2014年11月7日，中日達成了“四點原則共識”。但是，對“正視歷史，面向未來”這一共識，日本政要仍刻意進行自以為是的解讀。作為“原則共識”的“正視歷史”，當然是指戰時日本的“侵略歷史”，但日本政要卻故意強調日本“戰後歷史”，在不承認侵略罪責的情況下侈談和平。1月19日，安倍在參觀以色列猶太人大屠殺紀念館時表示，“決不能重演猶太人大屠殺的悲劇”。試問，若安倍真心反省歷史，希望和平，為何不在中國表示“決不能重演南京大屠殺的悲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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