爭論歸爭論。
不可忽略的現實是：在推行簡化字半個多世紀的漫長歲月裡，傳統文化迎來了前所未有的高潮。人們開始關注漢字，並思考：文字從何處起源？漢字的簡化是如何發展的？
“我們既不能一味追求簡化而任意破壞理據，也不能因固守理據而無視漢字的繁難”
“在簡繁之爭中，最好不要先有了感情色彩，而是要冷靜思考，客觀分析。”北京師範大學文學院教授王立軍表示，簡化是由古文字向今文字發展過程中的一種重要方式。
他長期從事漢語言文字學教學與研究。“漢字是表意性質的文字，表意文字的根本特點就是其構形具有可解釋性，也就是說，漢字的構形是有理據的。”
關於漢字的演化，他娓娓道來——
從古文字到今文字，漢字一直堅持理據性的特點沒有改變，但漢字理據的表現方式卻發生了重大的變化。在早期古文字階段，漢字的理據主要是靠物象或物象的組合來表現的。由於象形造字法滿足不了實際需要，人們開始摸索著用兩個或幾個象形字進行組合造字。形聲的出現，使得漢字不僅可以從意義的角度加以類聚，而且可以從聲音的角度加以類聚。隨著這種類聚關係的逐步調整和優化，到了小篆時期，漢字便形成了具有一定基礎部件和有限構形模式的構形系統，這個時期漢字的理據已不再是個體字符的直觀理據，而是通過部件的類化、義化和整個漢字系統的形聲化，上升為更高層次的系統理據。
隸書是漢字形體簡化幅度最大的階段之一，它對篆書進行改造的目的也是為了“以趨約易”。從書寫的角度來說，漢字的形體越簡單，書寫速度就越快；從理據的角度來說，漢字的形體越複雜，理據保留程度就越高。所以，書寫和理據對形體的要求是相互矛盾的。漢字的發展就是要在這兩種力量的共同作用下，去尋求簡繁適度的造型。
在現在所說的繁體字中，有不少字的理據早就非常隱晦了。王立軍舉例：如“執”“願”按《說文》“六書”是形聲字，它們的義符分別是“幸”“頁”，但現在還有幾個人能了解“執”為什麼從“幸”“願”為什麼從“頁”呢？把“執”的義符改成“扌”、把“願”的義符改成“心”，意義不是更明確了嗎？為什麼非要那麼絕對地說繁體字更能體現理據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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