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有某位份屬學術界的“泛民”要人，在某個學人晚餐聚會上說，今日北京已不如以往般器重香港，因為經濟發達，外資不必假道香港，可直奔上海、北京等大都會而去，更為划算也。有人說，這一語“道破玄機”，似指祖國“過河拆橋”，急須“撒嬌（佔中）取寵”也，儘管CEPA惠港源頭不絕來水。也有人不以為然，指“撒嬌”之說，未免小視“雙學”的萬丈雄心，詆毀了年輕人追求理想的“滿胸熱血”！
“民主自由”與“民族大義”何適何從
第七，對“非‘真普選’不可”的“佔中”一族,這顯然並非選題。然而，令人感慨不已的是“逢中必反”的輿論造勢“只攻其一，不及其餘”。2012年11月號《中國評論》拙作，針對當時“反國民教育”運動中有關“中國模式”的熱門話題，試圖解讀近現代國人如何歷盡萬劫，今日不僅溫飽有餘，力奔小康，沿海城市，更是豐衣足食；國家欣欣向榮，國力急追列強，不再辱受霸權欺凌。凡此種種，都離不開國家政權穩定，權力相對集中，政令可行。為了“統一認識，聚焦行動”，所謂“學術自由、言論自由，新聞自由”的幅度，在大陸也就自然而然，必須打個折扣，或大或小，有所限制了。姑不論“自由民主”如美國者，學界中人，礙於諸多出版社的潛規則，今時今日，自我審查，不便暢所欲言的，大有人在。
撫今追昔，美國“麥卡錫主義”無孔不入、也就是錢學森回國參加祖國科技建設的年代，也不過是六十年前的事。而今內地所見的“學術自由”程度，相對於美國而言，顯然在迎頭趕上。尤其在科研著作方面，與美國的差距幾乎為零，社會科學哲學領域方面的差距也在加速縮小。這都是有識之士不能否定的事實。
反觀香港彈丸之地，一則在各政黨互為傾軋煎熬之下，幾事不分大小輕重緩急，“議而不決，決而不行”；二則受制於“逢中必反”輿論炒作，不少港人坐井觀天，不時將“人權問題”，無限上綱，即使包拯再世，亦欲辨難言；又或終日碌碌於“民主自由”等政治理念，何能透視大局，以中華民族屹然崛起，不畏強權而自傲呢？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