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表示，十八屆四中全會以後，司法制度和司法體制開始改革，建立最高法院聯繫人制度，“我作為副院長聯繫人之一，可以就司法制度改革做直接溝通，並提出我的建議和意見，他們接受監督的自覺性正在提高。”同時，全國人大發揮的形式正在多樣化、靈活化和有效化，從上一屆開始，可以開專門的詢問會，代表委員就某一個專題做專題詢問，這對部委工作的制約是有作用的，各部首長來接受詢問前都是戰戰兢兢，要做大量的準備工作。此外還有聯合質詢，這有時是由委員長親自主持，副委員長出席。
此外，這一屆全國人大常委會很重視代表聯繫制度，委員長和副委員長都要聯繫五名以上的代表，尤其是要注重聯繫基層代表。
“我在除了完成北大的本職工作以外，還要從事外事委員會的工作，雙月的常委會會議必須列席，全國人大外事委員會會議也必須參加，包括涉外立法和國際協定、司法互助等，人大代表提出的議案必須審理，包括外國人“三非（非法入境、居住和就業）”問題，激發了非洲人與當地人的衝突，還有《陸地國界法》也是此次十分重要的。”
而在議會外交的部份，議會外交是中國外交重要組成部份之一，我們加強了跟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的交流和互訪，有的是建立友好小組，我是“亞非27國友好小組的副主席”，這是促進各國文化的交流和交往的小組。另外，還有議會外交的交流機制，形成了“14＋1”的交流機制，例如我們和美國、歐盟、日本、韓國、法國，俄羅斯和埃及等14國建立起了機制交流，這是全國人大議會外交的新成果，對加強兩國關係、議會交往和民意的溝通起到了重要作用。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