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者手記：仇和落馬教訓了誰
仇和對許多極亂待治的問題曾經說過這樣的話：“我就是要用人治來推動法制，用不民主推動民主。”
隨著仇和的不斷升遷，以及獲多個“改革明星”榮譽的肯定，這一思想甚至被公然宣傳。
“為什麼10年來一直以激進的方式大刀闊斧推進改革的仇和能屢踩紅線而不倒……”2008年年底出版的《政道：仇和十年》一書的序言中這樣寫道。
如今仇和嘗到了苦果。“涉嫌嚴重違紀違法”的表述顯示，他已不只是踩紅線、打擦邊球的問題。不可排除他可能真的擁有造福一方的為政理想和抱負，但不知道是怎樣的思想變化，讓他放鬆了對法紀紅線的敬畏。
一度，在社會轉型的特殊時期，“非常時期需要非常之舉”的想法在不少官員中很有市場。
仇和落馬可以視為，圍繞這類個性官員的爭議有了一個定論，那就是無論出發點有多好，無論效率和效果有多驚人，總要以依法依紀為前提。
仇和行動上似乎並不避諱瓜田李下的嫌疑。在宿遷時期的“賣光”政策，在昆明時與商人“親友團”密切互動，似乎大有身正不怕影歪的意思。直到他接受調查，人們才驚覺，所謂的“磊落”，也只是表演。
作為一個高調“能吏”，有些人對他寄予了不少清廉幻想，但仇和最終還是用自己的悲劇證明了人性的脆弱和不可信，制度的不健全無法關住權力。這留給人們諸多反思和教訓，不光是給官員的，還有那些為他叫好的旁觀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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