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者：這是不是我們這個社會慢慢走向理性的一種反映？
梁曉聲：是的。其實，我的寫作也在變。我在《九三斷想》的開篇寫道，我經歷的時代從來沒有像目前的時代這樣給我一種粗鄙的感覺，一種浮躁的感覺。
說句實在話，1993年的時候，我絕不會允許自己的書名被出版社起成《我相信中國的未來》。因為那時候我有一種憂慮，看到了拜金主義對我們青年的影響，看到了放肆大膽的權錢交易。種種社會問題明明就在那裡，為什麼不重視？為什麼只看到發展，只看到國家財富增長，沒看到這些問題？那時我是海淀區人大代表，當時覺得自己的聲音很微弱，所以就以那樣一種激烈的文字寫出我的憤慨。
問題在那兒，如果不把它說出來，我會覺得自己沒有盡到責任。現在看到了變化，我也不願做那種閉著眼睛不承認變化的人。有問題說問題，有變化也希望用自己的筆呈現出來，使更多的人承認。
記者：一個人閱歷再豐富也很難了解一個社會的全貌。您如何確保作品中的描寫分析客觀公正、令人信服？
梁曉聲：寫小說是另一回事。今天上午，我和一位作家朋友談小說創作原則的時候說，我們作為文學家，第一品質是一定要善良。善良包含對同胞命運的關注和同情，我們總歸是用筆在寫他人，而不是寫自己；還包含看社會看時代的理性，“善良”這個詞我覺得是善和理性的結合，尤其是“良”字，就包括理性。我們不大可能看到，一個人是非理性的但又是善良的。因為非理性的人可能在某件事上是善良的，但也可能誤傷好人。
我是城市裡工人家庭的孩子，我的生活有一部分短板，就是對農村的現實生活不了解。雖然當年下過鄉，但我們是兵團，不是真正的農村。因此後來只能通過間接的渠道去了解，比如看新聞報道、去采風、讀別人的作品，但這遠遠不夠。所以，每逢家裡來了農村的親朋好友，我一定要問：農村的面貌、農民的生活到底變了沒有？某種情況下，你到了最貧窮的鄉村，這時候會想，這麼貧窮的地方究竟還有多少？但同時也看到一些農村在發生變化，只看一面是不夠的。這種變化見得多了、聽得多了，你會覺得，我有理由相信中國的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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