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探討理論基礎。任何問題背後都有它的理論在裡頭，這個理論基礎如果不合適，就有可能造成方針政策上的錯誤。比如說公平和效率的關係。這是很重要的關係，我曾經講過沒有效率的公平是低水平的公平，沒有公平的效率是不穩定的效率。公平和效率始終是個大問題。
最近有人提出“公平優先、兼顧效率”，我是不同意的，這種提法不完整，應該是公平和效率並重。如果我們不講效率了，那怎麼提高勞動生產率，怎麼創造更多的社會財富，怎麼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和文化需求呢？當然只講效率不講公平社會不穩定，最後也沒有效率可言。這些都是方針性、原則性的問題。最近我提出“四大關係”要解決好：法治和人治，公平和效率，政府和市場，集權和分權。這是我在2008年改革開放30周年提出來的要處理好的問題。這些都是理論問題，再細節一點的社會保障也有理論問題，社會保障裡的代際公平和代類公平如何能夠兼顧，這也是一個理論問題。
第二，評鑒國外的經驗。有一位領導同志考察一個國家，可能會覺得這個國家情況挺好，而另一位領導考察另一個國家覺得這個國家也不錯。但究竟怎麼弄？我們需要把各個國家的東西拿出來經過分析比較提出建議。醫改也是這樣，有的同志去意大利覺得意大利的模式不錯，去英國看英國的模式不錯，到美國看覺得美國的模式不錯。究竟每一個國家醫改方案優缺點在哪兒，比較上怎麼樣，對於中國究竟採取哪一種模式比較好，這需要智庫來研究和評價。
第三，完善政策框架。一個政府制定出來政策，它是一個大的政策框架，在框架裡很可能有不完善的地方，沒有考慮到的地方。人大立法就有這個問題，法是立了，具體細節由執行部門去制定，法都由具體執行部門制定細節的話，就等於把立法權交給了部門，到時候就會出現部門利益體現到法律裡。這次我看德江同志擔任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就強調，立法要細，不細的話這個法執行起來就有問題。
第四，分析實施的難點。沒有十全十美的政策，沒有一成不變的政策，任何一個政策都在利弊權衡之後定下來的。今天一個政策過了若干年以後，可能就需要修改；今天是好的，但過若干年以後可能就出問題，就是要改動。像這些問題，我們在實施過程裡分析它的各種情況是非常必要的，因為任何政府都很難預計一個政策下去以後會產生什麼樣的情況。第一次房改以後我就收到婦聯的情況反映，說現在結婚的人多了，離婚的人也多了。為什麼呢？因為當時是要趕最後一班福利分房，你不結婚分房分不了，所以很多人就趕快結婚，不管感情承受不承受，結了再說。為什麼離婚的人多了？因為要把公房賣給個人，一家只能一套，原來兩個公房，兩口子兩個單位，只能保留一套，怎麼辦呢？先離婚，先把房子保留下來，至於以後能不能複婚是另外的問題。至於實施難點問題，最近也出現離婚的，新的“國五條”出來也出現這種情況，這就需要我們智庫認真分析和幫助政府做好決策。
智庫的責任：分析決策可行性
現在真正做可行性研究的單位實際不是做可行性，是做可批性研究，就是說怎麼能夠讓中央批。結果所有可行性報告都是可行的，這就非常危險。很多我們的決策失誤往往就出現在這些地方，一種根本是由於有腐敗在裡頭，這個項目就是豆腐渣工程，建的時候有GDP，垮了重建還是有GDP，這種GDP有什麼意義呢？它完全是有害的。還有一種是可行性研究做了，為了項目批，項目批建成了，由於市場、原料等原因不能投產，建設的時候能拉動GDP，但建成以後就趴在那兒，不能繼續發揮作用。還有一種是過於超前了，我覺得適度超前可以，過於超前就會造成問題，比如我聽說100個城市要建地鐵，一公里地鐵5—7億投資是最少的，100個城市要建地鐵，你看他可行性報告都是可行的，但你應該仔細研究是不是真的可行。根據我的了解，國內的地鐵沒有一家是不賠錢的，建成以後財政就得大量地貼錢。當然，大城市為了解決居民的交通問題建地鐵是必要的，但是不是100多個城市都有必要建地鐵，要看可行性報告它都可行，所以我們智庫的一個很重要的任務就是不是光說yes，也要會說no，這就需要有勇氣了，而且不能沒有根本地說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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