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外，過去在意識形態先入為主的年代，一些正常的追逃案例反被炒作成政治案件或人權案件，導致追逃工作陷入拉鋸戰，轟動一時的賴昌星案就是一個證明。
但是，時勢正在改變。外交層面，近幾年國際間反腐合作已成主流，隨著美中之間信任的鞏固，司法合作向縱深發展，此次美國國務卿克里訪華期間就強調，美國不想成為中國貪官的避風港，願意配合北京的海外追逃行動。
經濟層面，對於美國來說，沒收犯罪資產或者按特定比例享受追贓所得，堪稱眼下充實國庫的一條捷徑。
輿論層面，這些中國貪官的貪污、揮霍、欺詐、洗錢行為，不僅有辱美國的主流價值觀，更暴露了美國的移民漏洞、助長了美國的金融犯罪，已經引發主流媒體的拷問。《紐約時報》、《華爾街日報》近日接連發表長篇報道，披露中國貪官住百萬豪宅，開賓利、買游艇、介入實業。對此，美國司法系統需要給民眾一個說法。
基於上述因素，美國主動對在美的中國逃犯發威就不難理解了。千萬別以為沒有引渡條約，中國就拿在美的貪官沒轍了，這是個誤解。美國當局可通過移民法、反洗錢法等法律法規，以移民欺詐、洗錢等理由，逮捕、拘押並遣返在美的中國貪官，這在個案裡已經有所體現。
早在2004年，中國銀行廣東開平支行案案犯之一餘振東，被美國驅逐出境後移交給中國司法機構，開啟了美方正式向中方移交外逃人員的先例。趙世蘭以及喬建軍們的出路，其實已經一目了然。
當然，相比於機制化的引渡，這種異地追訴的個案合作方式，容易受到偶然性變數的影響，對中方來說增加了辦案難度，如在搜集涉貪人員的國內犯罪證據之外，還需要調查其在躲藏地國家的犯罪證據，精力和時間成本會更高。
此外，處置犯罪資金的主導權問題也容易陷入模糊，追贓所得難免留有遺憾。但不管怎樣，用他國法律實現追逃追贓，不失為一個缺少引渡條約之下的巧辦法。
此番審理趙世蘭案，美國司法系統少不了在非法資金來源調查方面繼續與中方協助，這是美中之間的一次反腐合作機會，雙方宜相互協作、增進互信、積累經驗，讓中國的貪官同時也是美國的罪犯，為自己的不當作為、犯罪行為付出雙重代價。
（來源：美國僑報）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