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當時的報告記載：解放上海初入市區的部隊，接連兩三夜都是在馬路邊露宿的。儘管當時正趕上江南的雨季，連夜雨下個不停，但由於從軍長到基層幹部都能以身作則，戰士也都毫無怨言。市民們再三邀請官兵們進屋休息，也一一被他們婉言謝絕。市民們送的慰問品甚至開水，他們也謝絕不受。有一個工廠工人送慰問品給部隊，雙方互相推讓十多次。工人們感動地說：“這真是我們的隊伍！”有個商人夜間送燒餅慰勞他家門口的我軍哨兵，被謝絕；等哨兵換崗後，他又送給新來的哨兵，還是被謝絕。連送三四次，直到天明，也沒有一個戰士接受。這位商人不無感慨地說：“解放軍的紀律在每個人身上都一樣，真是好隊伍！”一位資本家看到這一情景後，感嘆地說：“蔣介石是回不來了！”
當時正隱居在上海的著名科學家竺可楨，在1949年5月25日的日記中這樣寫道：“自岳陽路至永嘉路即見青年穿草綠色制服，上寫‘中國（人民）解放軍’字樣在左胸上。在永嘉路與衡山路位，院中同人予以食物，均不受。守門之站崗者，倦側臥地，亦絕不擾人，紀律之佳，誠難得也。”
這一永恒的創舉，恰是人民軍隊嚴守法紀的生動寫照，凸顯出在我軍的文化血脈裡流淌著濃鬱的法治基因。
1937 年 10 月的一個雨夜，延安延河岸邊的兩聲槍響，改變了抗日軍政大學第六隊隊長黃克功的命運，也成為中國共產黨司法史上的標誌性事件。軍功顯赫的紅軍將領黃克功因情感糾紛槍殺陝北公學女學員劉茜。是赦，還是殺？中共中央和中央軍委最後批准了邊區法院對黃克功處以死刑的判決。毛澤東親自給審判長雷經天複信：“正因為他是一個多年的共產黨員，正因為他是一個多年的紅軍，所以不能不這樣辦。共產黨與紅軍，對於自己的黨員與紅軍成員不能不執行比一般平民更加嚴格的紀律。”77年後，當我們在第一個“國家憲法日”裡走進電影院重新回顧那段歷史，感受到的是一種人民軍隊內在一致的精魂：令嚴方可肅兵威，命重始於整綱紀。
文化的核心內容是價值觀，是對人的一種深層關懷、深度指引。先進軍事法治文化正是一種“要求個體按照特定行為模式進行法律實踐和法律思維”的價值選擇。正所謂“文化內輯，武功外悠”，有了先進軍事法律文化的強力支撐，我們這支軍隊在現代化的道路上才能邁出依法治軍從嚴治軍的鏗鏘步伐。
3、只有銘刻在人們心中的法治，才是牢不可破的法治
法治不僅僅是一種制度、秩序和治軍方式，更是一種價值的選擇、思想的尊崇、信念的堅守和精神的力量。
習主席指出，“法治精神是法治的靈魂”“只有銘刻在人們心中的法治，才是牢不可破的法治”。
《史記》記載，商鞅欲在秦國實施變法圖強政策，唯恐天下人缺乏信任和信心，便命人在國都市場的南城門立下一根木頭，承諾如果有人將此木搬到北城門，就賞給十鎰黃金，以表明法令既出必行之誠信。搬一根木頭，有如此重賞，人們不信，無人去搬。於是，商鞅又下令，將賞金增加至五十鎰黃金。此時有人將信將疑地把木頭搬到北城門，商鞅馬上派人兌現賞金，以示不欺。這件事轟動秦國，百姓紛紛嘆服，相信官府的話，相信商鞅的變法政策，便擁護改革，使商鞅的新法得以順利實施。
封建中國一直是人治社會。“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皇權高於國法，雖然有許多仁人志士變法圖強，但昏君庸政、“民智不開”，致使心無法治、國無常盛。
有民主才會有法治。新中國成立後，國家頒布實施憲法，軍隊也走上依法治軍的道路。
法治精神是人們尊崇法律、融入法治、嚴守法紀、堅守法治的內心依據。法治的根基在於人們發自內心的擁護，源於人們出自真誠的信仰，包括尊重法律權威的理性精神、誠信守法的精神、依法辦事和依法維權的精神等，成為銘刻在內心的風尚。法國思想家盧梭說：“一切法律中最重要的法律，既不是刻在大理石上，也不是刻在銅表上，而是銘刻在公民的內心裡。”
我們這支軍隊有著紀律嚴明、令到法行的光榮傳統和優良作風，正規化、現代化進程中的法治建設也有長足進步，但重人治、輕法治的現象還比較突出。法治建設永遠在路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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