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通過政改要花很大的能量，撬4、5票過來，以“最低限度”通過，社會的抗衡力度會比不通過更大得多，通過后，泛民就會立即推動第二次的“佔領行動”，相信比第一次的規模還要大。因為“最低限度”說明社會仍有相當的反對政改的勢力，泛民就有很大的藉口說，用了這麼大的能量都無法對抗極權，所以要再次出來行動，推翻極權。
如果順其自然否決了政改，“球”就回到了泛民身上：既然否決了政改，可以要求他們提出“後政改”的理念，然後建制派開始著力在民生方面，例如房屋。
輿論和教育在香港已經不可以分割
我們可以讓泛民繼續搞其政治版圖，他們也會遇到麻煩。因為有節目主播此前問公民黨主席余若薇，推倒政改後會做什麼，她是完全回答不了這個問題的。因為我們要保，他們就要推，但推倒後卻不知道下一步怎麼走，他們也要向廣大市民交代，推倒的好處在哪裡？要讓他們來回答這些問題。我們在另一方面盡力搞民生，例如東北建設，如果可以通過，香港就會有幾十萬個公屋和居屋建起來，這個時候，社會的不安情緒就會得到紓緩，社會議題也由政改轉移到真正重要的民生上面。
如果在解決房屋問題后，再搞文化方面的活動，社會的戾氣就會消失。
輿論和教育在香港已經不可以分割，如果我們教育方面令他們聽到我們的說話，輿論影響自然就會消弭。
如果我們不去緩解這些，特別是年輕人的戾氣，而是繼續打壓，泛民有50個團體出來，我們製造50個團體去抗衡他們，社會將更加撕裂，沒有辦法令問題降溫。我們要做的是去化解，而不是對抗。我的概念是，如果要解決香港的問題，我會著重化解、重塑，用誠意去感染。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