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電影《趙一曼》上映，舉國都被抗日民族英雄堅貞不屈的事跡所感染。陳掖賢也去看過那部電影。這期間，趙一曼二姐李坤傑，即後來帶大陳紅的“姨婆”，始終沒放棄尋找妹妹的下落。
1954年，組織確認，趙一曼即李坤泰。陳掖賢得知自己的母親就是趙一曼後，去到母親生前戰鬥過的地方走了一遭。在東北烈士紀念館裡，他見到了母親的那份遺囑，嗚嗚痛哭一場。回家後，他便用鋼針將“趙一曼”三個字刺進皮膚，紀念母親。
儘管在父親身邊的時日不多，但陳紅仍能感受到父親對奶奶的深厚感情。小時候，看到自家門框上掛著“烈士之家”的牌子後，陳紅曾好奇地問父親，怎麼沒見過烈士證？她記得，父親只淡淡地說，咱家沒有。當年，民政部門通知陳掖賢去領趙一曼烈士的撫恤金，他沒有去。
“我不能領這筆錢，只願意在心裡一直想著我媽媽。”父親這句話，深深地刻進了陳紅的腦子裡。當年，陳掖賢既未去辦烈士證明，也放棄了所有烈屬待遇。
陳掖賢原本人民大學外交系畢業，但他更願意當教師，教他最擅長的形式邏輯，便去到北京工業學校（後合併到北京機電研究院）教書。1982年去世前，他還在叮囑兩個女兒，“不要覺得烈士後代特殊，要過平民百姓的生活，自己的事自己辦，不要給別人添麻煩，記住，奶奶是奶奶，你們是你們！否則，就是對不起奶奶。”
陳紅姐妹要父親放心，她們認為自己本來就是普通人，也喜歡平平淡淡的日子。知青下鄉、農村勞動、招工返城……陳紅一樣沒因身份特殊而繞過。1987年，她和愛人離開北京來到四川成都，陳紅被安排到四川省大件運輸公司工作，直到前兩年退休。
多年來，她從不向外人主動提及自己烈士後人的身份。就連在公司共事多年的同事，也想不到她會同女英雄趙一曼有何聯繫。曾經，小區有鄰居看到電視上播放紀念趙一曼的節目後，見面問陳紅：“我看趙一曼的孫女跟你長得很像呀？”陳紅趕忙否認，“你看錯了，不是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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