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前所述，依據中間選民定理，政黨進行選舉競爭時，意識型態定位將趨於光譜中點，也就是處在中間選民的位置上，達到均衡狀態。以兩岸認同光譜而言，“既是中國人也是台灣人”認同是1990年代初期，台灣最多選民的中間意識型態立場，政黨理應趨向此均衡位置，爭取最多選民的支持，但情勢卻非如此發展。
1994年後，“台灣人”認同超越“中國人”認同，原因之一在於台灣進行民主化與在地化，逐漸發展出公民意識與制度認同的內部思維，配合兩岸軍事外交對峙的外部環境，使得強調民主與本土的政治認同，屢屢在選舉中被動員。這種動員是辯證式的建構，亦即透過民主選舉，建構本土意識的凝聚力；經由本土意識的訴求，深化民主制度的正當性。
換言之，民主選舉需要訴諸本土意識的認知，即使其可能是民粹式的動員，但只要能獲得生活在這塊土地選民的共鳴，取得了最多選票而獲得勝選，則一切均已此為依歸；據此，“台灣人”認同的訴求優於“中國人”認同；尤其當兩岸的軍事與外交的對峙被突顯時，兩岸的相對排斥性認同更形明顯，“台灣人”認同更易超越“中國人”認同。
其中，李登輝以民主改革的選舉語言訴求，逐漸建構台灣主體性；在1993年開始推動重返乃至於加入聯合國，1994年的“生為台灣人的悲哀”言論、《台海兩岸關係說明書》將政治的“一個中國”異化為歷史、地理、文化、血緣的“一個中國”，以及1995年與1996年“台海危機”型塑的兩岸敵我矛盾等，這些都讓“台灣人”認同的意識型態提升。
當台灣民眾的“台灣人”認同被提升起來，政黨趨於中間選民立場的“既是中國人也是台灣人”認同，似乎無法得到更多堅實選票支持，於是前述的中間選民定理修正，亦即“方向性概念”逐漸凌駕“趨近性概念”，也就是不但民進黨在1991年通過的台獨黨綱繼續被維持，國民黨也在1996年大選後，走向強化台灣主權地位的路線，兩黨一起爭取“台灣人”認同的選票。
爭取“台灣人”認同選票的走向繼續進行，1999年李登輝提出“特殊的國與國關係”，以及陳水扁在2000年上台提出“四不一沒有”未改善兩岸關係後，2002年主張“一邊一國”、2003年提議三年後“催生新憲法”、2004年進行首次公民投票、2006年終止國統會與國統綱領、2007年強力推動五年前已開始的“台灣正名”、2008年持續進行公民投票等，使得中間選民定理的“方向性概念”，一再於選舉訴求中呈現，“台灣人”認同持續提升，在2007年後超越“既是中國人也是台灣人”認同，成為最多台灣民眾的認同。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