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獨立性不足
智庫的影響力來自於其研究成果的公正與客觀，而要保證這兩點的實現，則智庫需要具備獨立性。智庫要實現獨立性，至少需要做到以下三點：
首先，研究人員要具備專業的知識和職業操守，保證能避免外界的干擾，獨立自主的完成相關研究。
其次，智庫需要有多種經費來源渠道，保證經費來源的穩定性，避免對單一資助者的過度依賴，實現經濟上的獨立，避免研究被經費所累，成為資助者的“利益代言人”。另外，智庫也可以考慮研究、籌資與經營分開的模式，盡量為研究提供獨立自由的空間。
最後，發揮智庫影響決策的作用，影響政府在智庫方面的政策決策，為智庫營造一種能夠維護自身獨立性的制度與文化環境。
在這三點中，第三點尤為重要，中國在這一點上的不足也最為明顯。我覺得主要問題有三個方面：
第一，政府信息不夠透明，非官辦智庫無法獲得真實、有效、全面的數據信息，沒有數據信息的支持使智庫的研究舉步維艱，更難以開展深度研究。
第二，缺少能夠對智庫進行定位的政策規定。官辦智庫與大學附屬型智庫基本不需要為這個問題困擾，但民營智庫則深受其擾。民營智庫可以為政府政策決策提供另一個角度的智力參考，但如果找不到掛靠的機構則需要註冊為以營利為目的企業，這就會帶來稅收等一系列的問題。這對本來就經費不足的民營智庫來說無疑是雪上加霜，不利於其發展壯大。
第三，中國缺乏公共基金，社會捐贈文化也不發達，這種環境使智庫很難找到多種經費來源以保證獨立性。當然，對其他社會非營利組織來說，這一問題也是普遍存在的。我們自己的智庫也存在這樣的資金短缺問題。10多年前，我曾為母校廣州外國語學院捐款建立了王輝耀獎學金，而後，又在北京延慶縣捐助了一所希望學校。如今，我們辦智庫缺乏資金來源，我只好拿出自己的儲蓄捐助到創辦的智庫中來。我覺得捐一所希望小學，解決了一個學校的問題，而進行一項好的教育政策或人才發展的研究，智庫建議一旦被采納，可以影響政府決策和惠及千千萬萬的學校和無數的人才。其實，靠我自己的力量是十分有限的，而企業家階層對政策研究智庫的資助是最有效的慈善和公益。歷史上許多知名的企業家，到最後捐助的最高境界就是捐助智庫，像布魯金斯，卡內基，洛克菲勒，福特等知名企業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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