於是，在上述背景下，如果說“維護區域安定”的說辭在幾年前還可以稱之為不疼不癢的外交辭令的話，那麼現在這句話則隱含了“制衡中國”的潛台詞。對台灣來說，很明顯，在這一盤錯綜複雜的棋局中，馬政府正在努力地玩著平衡術，從“和中、親美、友日”到“東（南）海行動倡議”，馬英九在當選後盡量地維持著台灣與各方的微妙平衡，但是，馬政府在2008年到2012年間尚可以嘗一嘗既有格局所繼承下來的“和平紅利”，隨著2012年後區域緊張局勢的加劇，馬政府“和中、親美、友日”的平衡術便再也玩不下去，開始逐漸向後兩者傾斜。當然，這種傾斜的結果，便是在北京眼中2012年以來“兩岸政治互信的裹足不前”，再加上太陽花學運，使曾經令馬英九最引以為傲的兩岸政策，最終卻給他帶來了個“兩頭不討好”的尷尬結局。
因此，連“傾中”的馬政府在大國角力的賽局中都難以明哲保身，向著背離北京的方向逐漸遠去，更何況是民進黨和蔡英文呢？
回到日台關係，誠然，1949年以來，國民黨與民進黨本質上都是親日政黨，而日本則基於其國家利益同樣熱衷於對國、民兩黨的拉攏，但相較於國民黨而言，民進黨對日本政府與日本政治人物在言語上、行為上與思想上的親近則更勝一籌。這一些列歷史的、情感的與現實的因素，將當下以及未來的日台關係連結到一個更加緊密的程度，這對於北京來說更是芒刺在背。所以，近來有評論稱，“兩岸關係現在愈來愈不是兩岸的家務事了”，言猶在耳，擲地有聲。
轉型不正義 戰後日本何以成為台灣“民主標杆”
最後，還有一件事不得不說。蔡英文此次訪日除了展現與安倍家族的親密關係之外，一定會應詢對日前通過的安保法案表態。想必她不會正面回應，但相較於中國大陸與韓國對安倍強推安保法案的憤怒之情，台灣朝野對於此事的曖昧與默然，則給島內那些高喊所謂“轉型正義”的人士一個響亮耳光。
眾所周知，二戰後盟軍對日本改造的不徹底，其歷史原因此處不再贅述。它造成的嚴重後果是，當年參與發動侵略戰爭的日本“閣員”，在戰後均“搖身一變”成為了自民黨的創黨大佬，這其中就包括了安倍晉三、麻生太郎等數位日本當權人物的祖輩。反觀德國，戰後新組建的主要政黨均與原納粹勢力“絕緣”。所以，有學者認為，當安倍、麻生等人在為日本當年的侵略做辯護時，他們也在為他們祖輩的行為辯護。從這一點而言，日本政治的“轉型正義”完全可以稱之為不及格，而安倍等人“發自內心的辯護”也在一點一滴地腐蝕著戰後由一代代日本有識之士所建立的“和平國家”之基石。這也是為何中、韓等國反覆敦促日本當局對二戰罪行做出真誠反省的根本原因。但是，就是面對這樣一個“轉型不正義”的日本，台灣朝野不僅“假裝看不見”，還繼續把日本奉為無可挑剔的“民主標杆”。而當數以萬計的日本人民走上街頭髮出反對安保法案的呼聲，以實際行動捍衛真正意義上的民主時，台灣的朝野，尤其是那些最熱衷於探討“轉型正義”的某些人士，不是顧左右而言他，就是陷入了邏輯上無法自洽的論述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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