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評社北京10月8日電／中國中醫科學研究院研究員屠呦呦女士獲得2015年度的醫學（生理學）諾貝爾獎，這是中國科學界的光榮與驕傲。但同時，網絡上一些關於“大獎應該授予個人還是集體”的爭論，也帶來了知識產權領域的思考。
從時間上看，屠呦呦從事青蒿素項目研究時，中國還沒有知識產權的概念。因此，我們要歷史地看待中國傳統與西方評獎模式的差異。改革開放前後，我國就知識的認識經歷了“三步曲”變遷：知識是人民的，故要將所得到的知識還給人民；知識是屬於自己的，但應該獻給人民；知識產生的技術是可以交換買賣的。這其實也是中國知識產權制度的理論基礎。
上升到社會文化高度，追求利益和幸福是人類的天性，知識產權制度正是抓住了人類的這一特點，用名與利的辦法使其煥發出巨大的熱情。人們在追求利益的過程中實現了創新，從而達到了知識產權制度推動創新的目的。中國正在做這方面的努力，不久前出台的《職務發明條例（草案）》，就是區分單位與個人並解決集體公權同私權的標準法律。
西方發達國家在知識產權的界定和保護上無疑走在前面。以一個普通的電視節目引進為例，外方就轉讓合同規定之詳細可謂滴水不漏。而且，西方的一些評獎機制習慣於以科學家個人為主體，這也與國外知名科學家建立了相當完備的團隊體系有關，其中一些具體的科學成果和知識產權事務都有專門的法律人士負責。
有人強調，知識是公共品而技術不是。在諾貝爾物理獎得主丁肇中看來，做科學的人最重要的是興趣，有了興趣，你可以為它放棄其他一切，為了名和利做科學是很危險的。知識產權專家亦認為，探索新奇事物，滿足求知欲，為人類基本精神活動之一。因此，激進的說法是，專利法規是保護投資的，它本身與發明無關。發明思想解決科技問題，它們與能否獲得報酬無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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