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殊性大文化代表一個社會群體區別於其他社會群體的方面。漢語文化圈的人可以深刻理解中文詩詞的優美意境，英語文化圈的人可以深刻感受英語表達思想的準確性。這些特殊性特征各有優劣，不必然具有傳播性，但它是一個社會群體自我認同的內在力量。有的特殊性特征可以延續很長時間，例如中國古代的詩書禮樂和琴棋書畫；有的可能時間不長就消失了，例如某些少數民族紋面和打落牙齒作信物的習俗。當一個社會群體特殊性文化特征消失的時候，基本也反映這個社會群體正在融入其它社會群體的潮流。民族融合是典型的例子，兩晉南北朝時期活躍在中國北方的五大民族匈奴、鮮卑、羯、氐、羌後來都因為失去了本民族特征而成為了歷史名詞。特殊性大文化源自各個社會群體特殊的生存環境，從自然環境到社會環境，最初的不同加上人們行為方式的路徑依賴，最終形成較穩定的特殊性特征。
二、大文化與國家演化
普遍性大文化與特殊性大文化對社會群體的存在與演變有重要影響。普遍性大文化是不同社會群體趨同、融合的動力，總是後進的社會群體向先進的社會群體趨同，原來的特殊性也可能在這一過程中隨之消失。特殊性大文化是不同社會群體區別、存在的標誌，不一定有先進與後進之分，但卻是單個社會群體提升凝聚力與向心力的強大助力，並可能推動社會群體迅速學習和接受更先進的普遍性。在普遍性大文化與特殊性大文化的共同作用下，社會群體不斷發生聚合與裂變。
大文化的載體是社會群體，社會群體可以有多種分類，例如以血緣和價值觀為主要紐帶的民族、和以地緣和制度為主要紐帶的國家，當然，這些社會群體中還有各種各樣的亞群體。因此，任何一個國家內的大文化都不是絕對一致的，即使是單一民族構成的國家內部，文化形態也不是同質的，各種各樣的亞群體之間的觀念、價值、信仰、生活方式都有較大差異，但這些特殊性的存在並不妨礙這些亞群體結合成一個有共同性的大群體。
國家是人類社會中重要的群體形式。原始人類為提高獲取生存資料的能力形成有組織的群體，並由部落逐漸演化出國家的形式。“國家不僅是階級統治的工具，而且是管理全社會公共事務的機關……原有的古老的氏族組織面對著日益複雜而尖銳的社會事務已經顯得無能為力了，於是一種新的社會管理機構（國家）便應運而生。” 總體來看，國家的演化方向並非直線趨於穩定統一，更不是不斷分裂，而是呈現“分合相間、趨向統一”的螺旋發展形態。“趨向統一”最直觀的表現是：人類社會先出現部落，再由部落聯盟演化出民族國家，再由現代主權國家演化出聯合國，以及歐共體、東盟、非盟等國家聯盟形態。國家有不斷演化的內在規律，國家政治權力的變化是重要推動力。國家政治權力分配的問題有多元論、精英論、階級衝突論等分析視角。多元論認為社會由不同利益群體組成，國家權力分配取決於群體間的討價還價；精英論認為國家權力掌握在少數精英群體手中；階級衝突論認為國家是統治者統治被統治者的工具，二者的鬥爭貫穿國家發展歷史。雖然權力鬥爭的主體和形式不同，但均認為國家政治權力的分配是權力鬥爭的結果。社會學中的衝突理論認為社會變遷的動力主要是來自內部權力再分配的鬥爭。權力的集中或分散可能帶來國家的統一或分裂。權力問題的解決是國家統一模式是否能夠為各方尤其是具有分裂傾向一方所接受的關鍵。
權力的本質，是一個人或一個群體和機構操縱以及形塑民眾的觀念和行為的能力，也有社會學家將“權力”定義為個人或群體控制或影響他人行為的能力，而不管別人是否願意合作。權力的合法性來源於信任感，有了信任才能使權力、制度、社會和政治機構持續運作。從大文化的角度看，個人或群體能夠帶給民眾先進的普遍性大文化，是產生信任進而擁有權力合法性的源泉。摩西讓跟隨他走出埃及的希伯來人感到會擁有自由和食物，才一次次地戰勝了民眾對他權力合法性的挑戰。中國共產黨讓人民相信能夠實現精神上“人人為我，我為人人”、物質上“樓上樓下，電燈電話”的更好生活，是20世紀50年代中國人民對新中國政權具有高度信任的保證。2000年提出的“三個代表”思想也具有這一內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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