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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灣積極倡導推進“自由經濟示範區”規劃建設。 |
中評社╱題：台灣“自由經濟示範區”的內涵及效應 作者：王勇（廈門），廈門大學台灣研究院副教授、博士
台灣在戰後對外開放歷程中，設立“特區式”自由經濟區發展實踐一直在延續。近年來，面對全球經濟一體化和亞太地區經濟一體化日益加深的挑戰，台灣當局為了避免台灣經濟被邊緣化的危險，積極倡導推進“自由經濟示範區”規劃建設，力求使台灣經濟實現新一輪的自由化與國際化，為台灣經濟發展不斷注入活力，最終實現將台灣建設成為“自由貿易島”的目標。
台灣“自由經濟示範區”的內涵
（一）台灣“自由經濟示範區”強調自由化與示範性
台灣“自由經濟示範區”涵蓋兩大核心要素，一是“自由經濟”，二是“示範”①，二者交匯成為“自由經濟示範區”的本質。在推動“自由化”方面，台灣“自由經濟示範區”規劃建設方案以自由化、國際化為核心理念，大幅鬆綁物流、人流及資金流限制，落實市場開放，旨在通過經濟貿易自由化為台灣經濟增長注入新的動力。依據台灣“經建會”2012年11月底初步完成的“自由經濟示範區”大架構規劃，“自由經濟示範區”將透過法規鬆綁，實現區內人流、物流、資金流“鬆綁最大化”，給予區內陸資WTO平級待遇，給予外資超WTO待遇，從而實現與國際接軌，與區域貿易相銜接，為企業營造出非常自由的商業環境，為台灣走向區域經濟整合做準備。與此同時，台灣當局將“自由經濟示範區”界定為“境內關外”，涵蓋製造業和服務業。通過“自由經濟示範區”建設，重點發展“亞太產業創新集成中心、新世代國際物流中心、國際人才培訓中心、亞洲重症與觀光醫療中心、農產品加值運銷中心”等五大中心②，最終推動台灣成為“亞太自由經貿中心”。
依據台灣“經建會”主委管中閔2013年2月的公開表示，“自由經濟示範區”中的國際人才培訓中心建設將開放至整個台灣來進行，不會在“自由經濟示範區”內缺席金流，將立即建設不需修法的“新世代國際物流中心”等；在發揮“示範性”作用方面，台灣“自由經濟示範區”規劃建設方案以前瞻性作為其核心理念之一。未來“自由經濟示範區”在不排除製造業的前提下，最重要的將以高端服務業為主，通過“服務業試驗區”建設與“自由經濟示範區”相結合，在其中先行“短期到港卡”與區內結合健檢、開戶、醫美等服務業一條龍，並將目前未開放的政策與服務在區內“先試先行”。同時，在推動“自由經濟示範區”建設初期，台灣當局將挑選兩三處先行先試，高雄將是其中之一。此外，依據台灣“經建會”2013年3月27日最終確定的“自由經濟示範區”規劃方案，第一階段包括智慧運籌、國際醫療、農產加值、產業合作等4項優先示範項目，已超越“經建會”原先規劃的“五大中心”架構，主要以台灣農業轉型及發展的角度，以高端服務業及加值型加工產業為主作為“自由經濟示範區”推動的重點，有利於台灣企業進駐，對外資企業也有一定的吸引力，將有助於創造就業並接軌國際，創造台灣經濟成長及產業結構優化的新動能，提升企業競爭力。
（二）功能定位的“綜合性”與產業領域開放的“前瞻性”
台灣“自由經濟示範區”的功能定位於綜合發展。“自由經濟示範區”的基本功能為進出口貿易、轉口貿易、倉儲、商業或工業性簡單加工、商品展示及金融、貨運、保險、商貿、中介等服務貿易功能。同時，側重於城市功能的相互促進，通過整體規劃和建設以帶動周邊城市經濟發展。與此同時，“自由經濟示範區”開放的產業領域較為前沿。“自由經濟示範區”第一階段規劃方案即以高端服務業及加值型加工產業為主作為推動重點。此外，“自由經濟示範區”是具有“境內關外”性質的特殊區域，即該區域是在台灣當局管轄下，處在“關境”之外，受“海關”治外法權保護，為無貿易限制的關稅豁免區域。同時，“自由經濟示範區”的管理和法制保障較為健全完備，即該區域遵循“先立法後設區”的準則以及信賴、簡化和服務的原則，力求體現最大限度的自由和便捷，實現管理手段的靈活與高效。另外，“自由經濟示範區”的不足之處主要體現在：管理機構權威性較弱。目前，台灣尚未在“經建會”規劃下設立專門機構對“自由經濟示範區”進行管理，從而無法開展針對本區整體事務的管理和協調。同時，“自由經濟示範區”還無權審批項目立項；對陸資和外資的開放度不一。“自由經濟示範區”雖對大陸採取較積極的開放政策，但仍與外資相區隔，給予區內陸資WTO平級待遇，而給予外資則是超WTO待遇。
（三）發展戰略的“外向性”與發展定位的“可持續性”
戰後台灣在對外開放的歷程中，設立“特區式”自由經濟區發展實踐一直在延續。1966年，時任台灣“經濟部”部長的李國鼎先生催生出高雄加工出口區，即台灣最早的“經濟特區”③，由此形成的台灣加工出口模式造就出台灣高度外向型經濟，使台灣深度融入全球經濟體系之中，並在上世紀七八十年代成為“亞洲四小龍”之首，實現經濟發展的第一次飛躍。1980年，台灣創設新竹科學工業園，使台灣搭上全球半導體產業發展浪潮，即台灣第二次“特區式”自由經濟區發展實踐。新竹科學工業園的設立直接帶動台灣產業從傳統製造業向高科技產業的升級，為台灣成為全球“電子代工王國”奠定堅實基礎，促成台灣經濟的第二次飛躍。1995年，大陸提出“海西經濟特區”發展理念後，當時台灣當局高層的連戰、蕭萬長、江丙坤和業界的台塑集團創始人王永慶積極呼應，大力推動“經貿特區”建設，擬包括雲林縣的麥寮工業區、嘉義縣的離島工業區、彰化縣的彰濱工業區，並將這三個工業區整合起來，以台中港為門戶，與“海西經濟特區”進行經貿整合。但由於次年上任的李登輝當局宣佈兩岸經貿要“戒急用忍”，使得這次經貿特區建設的摸索胎死腹中。同期，在時任台灣“經建會”主委蕭萬長的主導下，出台“亞太營運中心”計劃，意圖推動台灣發展成為“亞太製造中心”、“亞太海運中心”、“亞太空運中心”、“亞太金融中心”、“亞太電信中心”及“亞太媒體中心”等六大專業中心④，但後續發展卻不盡人意而無疾而終。2005年，高雄、台中等個別港口開設自由貿易港區，類似於大陸的保稅港區，即台灣第三次“特區式”自由經濟區創設實踐，其主要功能在於貨物貿易的自由流通，強調物流、倉儲服務便捷化，但最初幾年受限於兩岸尚未直航。2008年兩岸直航以後，恰逢全球金融海嘯、歐債危機爆發，全球出口大幅收縮，極大地影響了自由貿易港區作用的充分發揮。同年，馬英九競選台灣地區領導人時，提出要重啓“經貿特區”建設，2010年將其更名為“經貿營運特區”，其規劃以優惠的稅收、用地、用工政策，以及便利的人力、貨物流動來吸引台資回流和外資入駐。2011年9月，馬英九當局公開提出將在高雄等地規劃“自由經濟示範區”試點，並將其納入尋求連任競選綱領“黃金十年”的願景中。2012年，馬英九成功連任後，即委任台灣“經建會”主委尹啓銘全權負責“自由經濟示範區”的規劃工作。2012年11月底，台灣“經建會”初步完成示範區的大架構規劃。2013年2月，管中閔接替尹啓銘任“經建會”主委，公開表示將對“自由經濟示範區”規劃進行縮減調整，以加快推動速度。2013年3月27日，台灣“行政院”院長江宜樺主持政務會議，聽取“經建會”的“‘自由經濟示範區’”規劃方案」，最終確定示範區的規劃方案。2013年7月底，“自由經濟示範區”建設正式啓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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