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公開信”透露，記者張永生涉嫌收受的煙、酒和錢，為新聞涉事人送來，包括當地市裡相關官員及涉事鄉（鎮）主要領導等。若這屬實，“封口”之人是否也要公之於眾、被採取措施？
其次，多方消息稱，案發前，張永生的若干報道被當地有關部門視為“負面”，致電要求其删除，有些還涉及當地相關辦案人員。在這種情況下，有關“關係方”是否該依照規定回避？再者，該案中律師會見權究竟有無保障？刑訴法規定，此類普通刑事案件，辯護律師要求會見在押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看守所應當及時安排會見。“公開信”稱，1月20日，張的家屬委托律師要求會見當事人時，在涼州區公安局、檢察院均未如願，直到22日上午11時才見到張，之後有關方面偵查期間又違規“破例”安排“家屬見面”，這有無其事？
種種疑問集結，直擊辦案“四大謎團”的“公開信”又被帶進春秋筆法式處理中，令事件儼如“羅生門”。而涉事記者涉嫌的罪名中途變更，關於其被抓地點、事由的官方版本不下四種，有關方面又語焉不詳，這也給人再增浮想空間。
當然，也正因這種雲譎波詭，公眾應更多地聚焦於真相釐清、謎團解開，而非臆斷先行，過早對某一方下定論。而真相未明前的站隊，也無益於是非釐清。但對於當地而言，同時秉持公正執法的底線和及時回應輿論關切的熱忱，也是其責任。
說到底，法治社會，對違法行為的打擊和對輿論監督權的保障，都應被納入法治軌道中，而不應任由任何一方僭越法律之上。就眼下看，這起個案的真相亟須在多重信源和權威說法下得以廓清，以消解公眾不明真相下的焦慮。
（來源：《新京報》）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