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星期後，他又在亞太經合組織（APEC）工商領導人峰會發表演講時表示：
要解決世界經濟深層次問題，單純靠貨幣刺激政策是不夠的，必須下決心在推進經濟結構性改革方面做更大努力，使供給體系更適應需求結構的變化。
直至2015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成為會議熱詞。會議強調：
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是適應和引領經濟發展新常態的重大創新，是適應國際金融危機發生後綜合國力競爭新形勢的主動選擇，是適應我國經濟發展新常態的必然要求。
儘管，“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這一新詞首次進入公眾視野是在2015年末。但關於結構調整的思考，早已體現在總書記的經濟學論述中。
2012年，在廣東考察工作的總書記主持召開經濟工作座談會，在談到經濟形勢時，他指出：
加快推進經濟結構戰略性調整是大勢所趨，刻不容緩。國際競爭歷來就是時間和速度的競爭，誰動作快，誰就能搶占先機，掌控制高點和主動權；誰動作慢，誰就會丟失機會，被別人甩在後邊。
另一件大事，是抓住創新驅動。
我國經濟發展面臨的困難，有國際經濟形勢整體偏冷有關，但我們自身的的供給側、結構性、體制性矛盾仍是不可回避的重要因素。破解這些難題，必須銳意改革、大膽創新。對於這一點，總書記從多方面論述過。
2013年9月，在十八屆中央政治局第九次集體學習時，他談到：
創新驅動是形勢所迫……我國現代化涉及十幾億人，走全靠要素驅動的老路難以為繼。物質資源必然越用越少，而科技和人才卻會越用越多，因此我們必須及早轉入創新驅動發展軌道，把科技創新潛力更好釋放出來。
2014年12月，他在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上說得更具體：
從生產要素相對優勢看，過去，我們有源源不斷的新生勞動力和農業富餘勞動力，勞動力成本低是最大優勢，引進技術和管理就能迅速變成生產力。現在，人口老齡化日趨發展，勞動年齡人口總量下降，農業富餘勞動力減少，在許多領域我國科技創新與國際先進水平相比還有較大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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