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四，在規則制定及秩序規劃中嚴重排斥中國。奧巴馬在發表2015年國情咨文時聲稱：“中國想為世界上增長最快的這個地區書寫規則，那將使我們的工人和企業處於不利地位。”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協定（TPP）初步達成後，奧巴馬再次聲稱：“由於我們95%的潛在客戶都居住在美國以外，我們不能允許中國那樣的國家制定全球經濟規則。”美國國防部長卡特甚至說，“就廣義的再平衡而言，TPP的重要性相當於航母。”美國認為中國倡導建立亞投行，對美國主導的現存國際金融秩序構成挑戰，因而竭力阻撓其西方盟友加入。英國宣布加入亞投行後，美國公開表示不滿，稱“這是英國主權內的決定，美國希望並期待英國推動亞投行採用高標準”，美國官員甚至稱“美國對（英國）不斷迎合中國的勢頭保持警惕，這不是與崛起大國交往的最佳方式”。
可以說，中美兩國在上述諸領域的分歧和摩擦，以及由此而引發的中美競爭，已經對中美正常的交往與合作造成了負面干擾，如果不對這些分歧與摩擦進行及時管控，中美關係有可能會被這些分歧摩擦所綁架，中美關係滑向惡性競爭以及烈度對抗的風險將大大增加。
比如在網絡安全問題上，美國政府部門頻頻指責中國“利用黑客對美國發動網絡攻擊”，網絡爭端成為雙邊關係發展的一個主要障礙。從維護中美關係大局出發，去年9月上旬，中央政法委書記孟建柱訪美，與美方就打擊網絡犯罪進行了交流。習近平主席對美國事訪問期間，中 美元首達成共識，中美在網絡安全領域有共同利益，應該打造成合作的增長點，而非爆發衝突的摩擦點。
總之，正是中美相互依存關係深度發展、世界問題高度關聯共生以及中美管控分歧與競爭的現實緊迫性，共同推動了中美元首會晤高頻化的發展趨勢，而中美元首會晤在中美關係發展過程中不僅發揮了強大的引領作用，而且在處理中美關係難題問題上也體現出無可替代的獨特力量。由於這種趨勢具有長期性發展的可能，因此也預示著中美兩國元首互動高頻化有可能成為中美關係未來發展的新常態。這對奧巴馬政府之後中美關係的發展走勢同樣具有強烈的昭示意義。□
（來源：瞭望；作者：中國國際問題研究院美國研究所 劉飛濤）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