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順風相送》成書之前，中國的台灣、福建等省的人民，早就在釣魚島列嶼海域捕魚，在島上采藥和休憩，並以釣魚島列嶼作為航海航標。明朝派往琉球五國的使節，包括册封使在內，往程是從福建福州到琉球那霸，必須途經釣魚島列嶼。明初朱元璋在位的30年間，中國派往琉球的使節頻繁。據《明實錄》、《明史》記載，首任册封史楊楊載，出使册封琉球國五察度，是在明洪武五年（公元1372年），明洪武七年（公元1374）冬，“命刑部侍郎李浩賚賜文綺、陶鐵器，且以陶器七萬、鐵器千就其國市馬”。九年“刑部侍郎還自琉球，市馬四十匹，硫磺五千斤”。由此可見，中國官方發現、命名和使用釣魚島列嶼，最遲可追溯到公元1372年。只是這些使者回國後所撰文獻檔案，由於檔案處遭“回祿之變”失火化成灰燼，蕩然無存。所以，《順風相送》明抄本，遂成為現存最早記載中國官方發現、命名和使用釣魚島列嶼的史藉。
日本最早到過釣魚島列嶼的是福岡人古賀辰四郎，時間是公元1884年。日本人最早把釣魚島名為“魚釣島”的，是日本內務省土木局局長兼沖繩縣令西村捨三。公元1885年西村命名的根據是琉球士大夫蔡大鼎的一首詩：“十幅蒲帆風正飽，舟痕印雪迅如梭。回頭北木白雲裡，魚釣台前瞬息過。”《閩山游草》蔡氏為了詩歌的平仄音律，將釣魚台寫成“魚釣台”。西村捨三的“魚釣島”，歸根結底是由中國人最早發現和命名的釣魚台演變而來的。日本人最早把釣魚島列嶼篡改為“尖閣群島”的是沖繩縣師範學校教師黑田岩恒，時間是公園1900年。總之，日本人的上述“發現”和“命名”都比中國人晚了近五百年。釣魚島列嶼是中國人最早發現的，最早的名稱是中國人取的，用的是中國名字，依據國際法之“原始發現”和“名從主人”慣例，無疑是中國固有領土。
《順風相送》“原本”成書之年不詳，學思有不同說法，一般認為是公元1403年。筆者認為，應是明永樂初年，為公元1404年或1405年。其作者亦不詳，筆者認為，和明朝派往琉球王國第二任册封使時中，都是奉旨開詔欽差使節，到達琉球王國時間均為1404年，因此，二者若是同一人，並非不可能。
作者首航是明永樂元年（公元1403年）中，五次航行往返需時良久，各次又要間隔一些日子。按慣例，使節到琉球王國後還需逗留一段較長時間，成書應在返國之後，於公元1403年內完成任務，斷無可能。明永樂元年要派册封使去琉球王國册封新國王武寧，作者五次航行是為進一步探准航線，作者若不是時中，成書之年應在公元1404年。如果正是時中。由於需要及時向朝廷報告，成書之年不會超過公元1405年。
中國自古行使的釣魚島主權。釣海為中國海，絕非琉球海，更不是日本海。釣魚島列嶼及其海域，自古屬於中國管轄並行使主權，為中國固有領土與海域，這有史為鐵證，不容日本抹煞。
早在明朝中期，嘉靖四十一年（公元1562年），就以中國東南沿海最高軍事指揮部官方名義，將釣魚島列嶼及其海域劃入中國海防區域，隸屬於福建布政使司行政管轄範圍並行使主權，又通過官方文獻《籌海圖編》向其他國家宣示中國主權，這已取得國際法中所說的有效控制，《籌海圖編》清楚的將釣魚島列嶼（釣魚嶼、黃毛山、橄欖山、赤嶼）及其海域劃入福建布政使司海防區域並行使主權。《籌海圖編.沿海山沙圖》刊於拙著《王基文文集》上卷第210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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