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民族論玩弄身份反中
至於吳叡人說，97年之後，隨著中國成為“新宗主國”，香港民族進程也到了一個新階段，即從“香港本土共同體”到“香港政治共同體”，這是從英國通過“公共政治網絡”塑造的香港公民（citizens of Hong Kong），到“新殖民者”中國的官方民族主義“入侵”而激發的香港公民對“香港共同體解體危機”的抵抗。從“香港本土共同體”到“香港政治共同體”的轉變，是利用“本土思潮”完成從“戀殖（英國）”到“解殖（中國）”的概念偷換。
而當吳叡人評說《香港民族論》時，終於將話說透：香港民族的形成史，是一部與中國逐漸劃清界限的歷史。他承認香港民族論是“政治建構物”，它的對立面是中國講血緣，講“炎黃子孫”的本質主義的民族主義。同時，“香港民族”作為一個“文化共同體”，“享有民族自決的權利，贏獨立建國”，這種“文化港獨”簡直是“文化“台獨”的翻版。
了解了吳叡人的整個理論架構和推動“民族自決”的野心，我們就不難理解他推動、啟發而生的香港民族論和支持有關主張的本土派領袖一致以“殖民語境”形容中國對香港的管治，進而要求“香港獨立”了。吊詭的是，香港本土派口中的“中國殖民香港”的理論根源是“非本土的”，他們借“本土”播種“自決”的種子，“本土”成為“反中”的策略和用來做政治動員的手段。
不過，台灣研究國際關係的學者王崑義近期在《多維月刊》6月份刊登的文章中直言，相對於國民黨視日本為敵人，以民進黨為代表的綠營一直以來對日本殖民佔領台灣的歷史表現出親善性和依戀，更有意無意將日本當成台灣的保護傘。在台灣新執政黨的此種史觀下，吳叡人等以所謂“民族主義”為掩護，實則鼓動“獨立建國”的香港民族論的引導和期待，與香港醞釀民族論的土壤和語境還是有些許不同。
出版《香港民族論》的《學苑》前總編梁繼平直言，民族論將“轉化為下一波政治運動的理論基礎”。他說，“香港民族論”賴以傳播的“本土思潮”，包含“對中共的官方民族主義或大中華主義的批判”，但也必須處理“香港人的民族身份到底是什麼”這一問題。與吳叡人等“台獨”光明正大的戀殖不同，90後香港青年的民族情懷不能訴諸於英國的殖民統治，梁繼平不能直接肯定英國的殖民統治，否則便不能理直氣壯地批判“中國的殖民統治”，此時，“去歷史化”的論述就顯得必要且順理成章了。
“香港民族論”背後“去歷史化”的史觀，與“台獨”提倡的“同心圓史觀”相似。梁繼平說，“‘香港人’的組成不應包含血緣與族裔等狹隘條件，而是更開放、多遠以及公民價值為核心‘公民民族’（civic nation）”。而這種“去歷史”，恰恰體現在用後天建構的“價值”凌駕於血緣和已有族裔的歷史，而所謂“自己政府自己揀”（來自台灣太陽花學運），不僅不是體現港人的集體意志，而是利用建構的香港民族，為他們自己組建的政府建立合法性。
但到底“核心價值”指什麼？梁繼平等人回答不出，這也是民族論尚未形成完整論述的原因，但這並不影響傳播，越是模糊地演繹身份，越能吸引更多人自動對號入座。對身份的模糊演繹，還體現在梁繼平提出的“獅子山精神的重演繹”，告誡香港人要團結一致爭取民族，並要求繼續抗爭以孕育自己的民族身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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