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外，高管層的薪酬到底按體制內待遇還是按市場規則，也是混改企業面臨的難題。有學者認為，多數地方國資委對國有企業高管薪酬總額是限制的，實際上對競爭性國有企業來說，這也是不合理的，對競爭性國有企業的高管報酬，應該由董事會來確定，這樣才能形成激勵機制。
向鬆祚認為，實施混改後的企業，到底如何協調黨管幹部和市場選人用人之間的矛盾，這一層面需要國家來做出探索。“說得通俗點，就是董事會與黨委會的協調需要在中央層面進行進一步探索，不然的話，政企難分，束縛太多，企業家身上的活力難以激發。”
股權激勵束縛：
員工持股面臨法律桎梏
不少企業家指出，我國仍然存在多方面的制度保障缺口，企業員工持股缺少法律依據，員工的角色轉換沒有充分的法律支持。他們建議，必須修改現行公司法、證券法等法規，對員工持股進行立法規範。
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允許混合所有制經濟實行企業員工持股，形成資本所有者和勞動者利益共同體。最新一輪國企改革從頂層設計層面確認了允許員工持股的改革方向，意味著自上世紀80年代在我國幾經興起、屢被叫停的“員工持股”進入一個新的時代。
多位企業家認為，在經濟下行、國企改革艱難的背景下，員工持股有特殊的意義，有利於減少改革阻力、吸引和留住人才、增加對員工的激勵。近年來，一些省份還針對員工持股提出專門方案，支持經營管理者、核心技術人員和業務骨幹通過技術入股、增量獎股、期股期權等方式持股。
針對我國目前仍然存在的制度缺口，多位受訪企業家建議，修改現行公司法、證券法等法規，對員工持股進行立法規範。
北方重工集團有限公司董事長耿洪臣認為，根據公司法規定，有限責任公司的股東人數不得超過50人、股份公司的股東人數未經證監會批准不得超過200人，這就對參與人數眾多的職工持股計劃構成了法律上的障礙。
湖南臨武舜華鴨業發展有限公司董事長胡建文表示，必須對現行公司法進行修改，擴大股東人數，或解除公司法中對股東人數的限制，才能完善混合所有制經濟和推進國有企業改革。
針對“職工持股會”等現有員工持股形式缺少統一的法律保護問題，廣東江粉磁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汪南東說，受公司法等規定的限制，許多企業不得不採取職工持股會、工會持股等形式，來實現員工持股，但很多企業並沒有明確職工持股會的法律定位，發生糾紛後職工持股的權益得不到保護，應當修改完善公司法，明確職工持股會的法律地位。
此外，胡建文告訴記者，按照證監會相關規定，職工持股會不得作為上市公司股東，證監會也不受理工會作為股東或發起人的公司公開發行股票的申請。這類企業在進行IPO時，這個問題成為上市的法律障礙，企業難以獲得上市資格，發展壯大受到影響。
（來源：經濟參考報）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