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共產黨要在不斷制度化與其外部利益的關係的過程中來實現領導權，但這種領導權的確立過程也可能脫離整合各方政治社會力量利益的趨向，轉為側重於製造各方對政治權力的單向面服從。在不改變現行智庫的組織結構的情況下，政府通過加大公共財政推動智庫建設運動，是否真的能提高公共政策研究的質量，進而提高公共機構決策的科學性和民主性，還是說進一步使得研究者更加依附於黨政機構，服從決策者的政治指示或政策預期，值得進一步觀察。
新型智庫的建設主張可以說是對當前過於封閉過度重視官僚系統利益的決策體制的回應，通過發展智庫尤其是民間智庫這一新的社會組織，撬動中國知識生產和決策體制的改革。無疑，這也從屬於中國總體政治改革的一部分。在作者看來，中國政治改革包括三個方向，持續地開放、更多元的競爭和更廣泛公共參與。這三個方向同樣適用於中國新型智庫建設。如前所述，自由市場路線的美國智庫發展經驗很難全盤適用於中國，而更重視多元利益比例代表的協調型國家的經驗，如歐洲的德國和亞洲的新加坡等地的經驗更值得借鑒。德國和新加坡智庫的資金來源也大都是由政府提供的。公共財政占主導作用的好處是在於避免智庫被特定利益集團籠絡和挾持。但是，為了防止政治和官僚權力對智庫研究的過度干預，這些國家通過制度化的方式規定了公共機構和智庫間的權利和義務關係。
可見，中國要保證智庫建設中智庫研究的獨立價值，在制度化的過程，要將財政撥付和項目委托中出現的契約關係設計成政府和智庫間相對對等規約條文，避免智庫成為現時單方面智庫建設政策的執行者，成為政府資源俘獲的對象。智庫很難中立，中國的智庫必然傾向於站在中國的立場，為這個國家的政府提供服務，但同時他們也有權利要求政府公開數據和了解政府內部實際運作狀況，更有不依照官僚理念改變研究主張的獨立性。這就要求設置能夠保證智庫進行獨立研究的制度機制，即在政治和智庫之間確定一定的邊界；在政策決策體制中，將政策研究、決策和執行分開，並盡可能地在研究領域盡最大的努力，吸納各方面意見。在智庫內部治理上，要對過度官僚化的管理制度進行修正，通過引入理事會、同行評價、利益相關者評價制度，通過引入人才市場機制打破研究人員終身制等來保證智庫的運作效率。
中國的智庫受制度和歷史的塑造，組織形式有機關部門、事業單位、高校系所和非營利部門，並且因它們組織制度的差異，它們在研究取向上也有不同側重。若要實現不同系統的智庫能在同一個平台上對話與競合，就要盡量彌合不同類型智庫間的信息鴻溝，打破學科藩籬和組織系統間界限，實現跨學科和跨部門間的合作。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