網絡化。非洲智庫的網絡化路徑主要有：加強網站建設，及時通過網絡公布、宣傳最新學術思想、觀點、研究成果和政策主張；利用網絡視頻開展研討會；通過網絡進行民意調查、發動相關政策討論，為智庫研究提供新的思想源泉；建立網絡化研究平台和數據庫，借助網絡塑造公共輿論和政治議程，進而影響政府政策。肯尼亞非洲技術政策研究網絡、埃塞俄比亞的非洲東南部社會科學研究組織、塞內加爾非洲社會科學研究發展理事會、埃及解放數據項目等入圍全球“最善於利用互聯網”智庫和項目，南非非洲建設性解決爭端中心、安全研究所、國際事務研究所、開羅區域戰略中心、非洲政策和教育中心以及肯尼亞公共政策分析研究所則是“使用社交網絡最佳智庫”。在自建網絡方面，肯尼亞非洲技術政策研究網絡，加納的非洲政策教育中心和南非的幾家知名智庫都走在國際前沿。
綜合化。非洲智庫正朝研究領域全方位、跨學科，研究選題綜合化的方面發展，涉及多個領域的研究項目由不同學科、不同專長的學者採取各種集體研究的方法來完成。如南非自由市場基金會，堅持綜合性的發展路線，將“多樣性”作為智庫發展的一項基本原則，研究領域沒有明確界限，包括農業、文化和制度、犯罪問題、教育、對外援助、醫療、信息技術、法律、貨幣、產權、煙草等。
非洲智庫的發展還有其自身特點：
首先，非洲智庫參與全球治理的程度越來越深，在推動非洲經濟發展與地區一體化進程、解決非洲各國面臨的共同問題方面，發揮著日益明顯的作用。隨著非洲智庫影響力的逐步提升，其對政策制定者、媒體從業人員和精英學者的吸引力也越來越大。近年來，一些與非洲國家繁榮發展密切相關的社會政策議題逐漸被納入智庫的研究範圍，並且開始占據越來越重要的地位。因此，非洲智庫的研究領域已從傳統的內政、外交、軍事等政治性議題擴展到經濟、科技、勞工、教育、人口、資源、犯罪、生態、安全、醫療、土地改革、服務等領域，涉及經濟社會發展的方方面面。
其次，非洲智庫受西方影響較大，許多研究人員有西方教育背景，與西方研究機構的交流也比較頻繁。一些非洲智庫，尤其是民間智庫受西方國家和非政府組織的資金資助，甚至有的就是它們的分支機構。如肯尼亞的非洲經濟研究會就是由加拿大、美國、英國、法國的發展援助機構以及世界銀行、當時的歐共體和民間基金會協商資助成立的。索羅斯基金會、洛克菲勒基金會等西方非政府組織在非洲都有分支機構。由於西方多年的經濟扶持與思想滲透，非洲智庫在意識形態、議程設置等方面受西方影響較大，造成中非在人權、民主、治理等方面觀念存在較大分歧，甚至可能構成阻礙中非關係深化發展的隱蔽高墻。
最後，非洲智庫正以多種方式參與中非關係建設，對中非關係的潛在影響力日益顯現。中非智庫交流合作的主要機制化平台有如下三種：
啟動於2010年的中非聯合研究交流計劃。主要依托中非學術機構實施，重點圍繞中非事務、涉非問題和中非關係等開展學術研究和交流，下設課題研究、學術交流、研討會和著作出版共四大類項目，迄今已支持中非30餘家學術機構開展項目數百個，推動中非學術交流數千人次，還建立了中非聯合研究交流計劃信息網。
2011年創立的中非智庫論壇。該論壇已成為中非合作論壇框架內民間對話的固定機制。論壇以“民間為主、政府參與、坦誠對話、凝聚共識”為宗旨，促進對非研究、增進中非了解、擴大雙方共識，服務中國企業走向非洲和非洲企業進入中國，同時為新形勢下發展中非關係建言獻策。該論壇自2011年以來分別在中國與非洲召開了五次會議。
2013年啟動的“中非智庫10+10合作夥伴計劃”。為中非智庫交流搭建了機制化平台，進一步提升了雙方智庫交流與合作水平。結對建立合作關係的10家中方智庫與10家非方智庫分別為：浙江師範大學非洲研究院和尼日利亞國際問題研究所、中國社會科學院西亞非洲研究所和塞內加爾非洲社會科學研究發展理事會、北京大學非洲研究中心和摩洛哥穆罕默德五世大學非洲研究所、外交學院非洲研究中心和喀麥隆國際關係研究所、中國國際問題研究所和南非國際事務研究所、上海國際問題研究院和南非斯坦陵布什大學中國研究中心、中共中央黨校國際戰略研究所和埃塞俄比亞的斯亞貝巴大學和平與安全研究所、雲南大學非洲研究中心和肯尼亞非洲經濟研究所、上海師範大學非洲研究中心和津巴布韋南部非洲研究與文獻中心、中國現代國際關係研究院和南非國際安全研究所。
未來發展趨勢：創新、務實、開放
伴隨著經濟全球化與信息技術革命，非洲智庫將興起思想和技術創新的浪潮。經濟全球化對非洲智庫的研究領域提出了新的要求，智庫要致力於研究和解決包括恐怖主義、極端主義組織、大規模破壞性武器擴散、網絡侵犯、金融震蕩等在內的國際國內各方面問題。另一方面，信息技術的不斷進步為非洲智庫發展提供了新優勢。非洲智庫應進行思想和技術的全面創新，提高智庫研究質量，保持獨立性和正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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