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人的思想畢竟是有限的，應該集思廣益，“十八大”以後，黨中央特別提出了思路要適度超前、科學決策，而科學決策又建立在科學咨詢之上，這就是現代化的治國理政的思路。在我看來，智庫之中的“智者”，應由兩方面的人才組成。（1）知識較為豐富的人，即有咨詢問題方面專門知識的學者。比如大學教授，他們寫過這方面的專著，收集過很多資料。（2）實踐較為豐富的人，即做過咨詢問題方面工作實踐的人員。比如美國駐外大使、國會議員，他們中的一大部分在退休後到智庫機構工作，因為有這方面的經驗。兩部分人結合起來就容易產生比較符合實際情況的決策建議。所以智庫並不是知識學得越多，就一定能做好，而是將理論與實踐相結合。
因此，對於“旋轉門”，我認為幾次工作調動最大的收益是，接觸了不同的領域、不同的人，為我增加了很多的知識，使我能夠勝任之後的工作。包括我在國外做過訪問學者以及外國公司管技術的CEO，這些為我後來從事管理工作積累了不少經驗。
目前高端智庫建設中，怎樣打通決策咨詢和政策制定的通道，這是大家普遍關注的問題，我建議其中要特別關注兩個問題。（1）智庫研究者實踐經驗與理論基礎並重。二者結合才能提出接地氣的建議，才能瞄准迫切需要解決的問題，決策者才容易接受。（2）決策者有超前的新思維。就像習總書記所講，應思路超前，科學咨詢而後科學決策。領導者除了要寬容、謙虛、能夠接受各方建議外，自己也要有適度超前的考慮，能夠先期提出問題，而後請智庫機構研究。當然也需要亡羊補牢，比如天津港危險品爆炸之後，可以研究管理上出了哪些問題，今後應該怎樣處理以防類似事件再次發生。
智庫既有理論又有實踐，才能夠提出比較中肯的意見與建議；而領導者或行政負責人又能夠適度超前地提出問題，請智庫進行理論聯繫實際的研究，然後提出解決方案。如此，則研究者與決策者、智庫與政府才能夠非常緊密地結合起來。
《院刊》： 您提到了智庫研究者與政府決策者的結合，這種結合即使對於中科院與工程院這樣的中央直屬高端智庫，也非常重要。您曾經擔任工程院院長8年，工程院是中國工程技術界的最高榮譽性、咨詢性學術機構，對國家重要工程科學與技術問題開展戰略研究，提供決策咨詢。與工程院一樣，中科院此次也被列為首批國家高端智庫建設試點單位，與其他高端智庫相比，工程院與中科院在工程和科學方面的特色和優勢明顯，定位也更接近。在原有兩院院士咨詢制度下，以及國家高端智庫建設的背景下，如何進一步改革體制機制以更大程度地發揮“兩院”現代智庫的作用？
徐匡迪： 工程院和中科院，都是國家高端智庫的試點單位，而且兩個單位分別為工程和科學方面的國家最高學術機構，特色和優勢比較明顯，且依托兩院院士咨詢制度，兩院將在建設高端智庫方面發揮更加重要的作用。從工程院的實踐來講，有以下幾方面經驗。
（1）必須瞄准國家當前迫切需要解決的問題
2002年，我開始擔任工程院院長，正是中國的城鎮化快速推進的時候，也是矛盾非常尖銳的時候，農民進城打工，改善了生活，但是沒有市民身份，享受不了城市社會保障（醫療、失業等保障），另外還面臨分居兩地、留守家庭、留守兒童等問題，社會矛盾非常大。另一方面，城鎮化也有誤區，因為照搬了20世紀80年代末、90年代初，珠三角的模式，即政府賣地、外商出資建廠，進城務工農民作為工人。這些多為勞動密集型工廠在國外通常人力成本很高，但當時中國農民工的要求僅為100—150美元/月，相當於國外兩三天的工資。農民工當時住集體宿舍式簡易房，吃食堂，一年回一次老家，這種候鳥式的遷徙，被稱之為“半城鎮化”。不過農民工的生產方式變化了，從農業勞動變成工業勞動，也開始有市民的生活方式，比如工作之餘可以看電影、下館子等等，唯獨沒有市民的待遇。這也牽扯到一些社會問題，比如沒有戶口，當地政府就不能有效地管理農民工，工廠白天管生產，下班後卻沒有相應的部門來管理，“黃、賭、毒”在農民工聚居地較為泛濫，比如當時東莞的犯罪率就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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