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您走了這麼多地方，對智庫排名等於是對全世界的智庫做了排名，反觀中國的智庫，隨著智庫數量的增加，競爭也是越來越激烈， 這當中可能也不乏惡性競爭，這些惡性競爭如何面對？另外，這些激烈的競爭對中國智庫的發展會有哪些影響？
荊林波：首先，中國人可能不僅在智庫建設上，或者任何一個浪潮過來以後就是一哄而上，接著可能另一個浪潮過來又一哄而散，我們經歷了若干個這樣的大浪淘沙，所以我覺得智庫熱本身有它的客觀性， 這個客觀性在於我們都知道現在要構建一個中國的新型特色，在新常態下的四個全面乃至走向了下個未來的強國怎麼走， 我們在新常態下要進行改革，全方位的進行定位，在這樣的情況下，政府的決策面臨一個瓶頸。形式瞬息萬變，現在我們可以看到的數據，像沃爾瑪超市一天產生的數據相當於三個p的數據量，一個p等於1024個t，一個t等於1024個g 也就是一個p相當於一百多萬個g ，所以數據量太海量了，而政府過去是數據的主導者，隨著這個大數據浪潮過來以後，瞬息萬變的變化，政府的反應會遲鈍，決策會抓不到點上，這樣就需要智庫出現，這是客觀性，主觀的推動力是在於這些智庫參與的建設者蜂擁而上，所以客觀的需求和主觀的積極性導致了智庫熱在中國最近一兩年是炙手可熱。這種狀況對中國智庫是好還是壞，利弊怎麼去權衡，我覺得這是一個自然淘汰的過程，可能都有一個嬰兒期、成長期、成熟期、衰退期，這樣的情況對於智庫而言，也有可能在這個期間生命中期裡面就被淘汰掉，當然我希望我們的智庫可以走的更穩健一點。
主持人：剛才您也提到了地方政府和基層政府的問題，包括評價中心在內有一大批非常高端的智庫，在普通人看來這一批高端智庫是為國家為中央層面來做這個智力支持，其實地方政府和基層政府在執行政策和制定政策的時候可能也需要一些智力支持，他們怎麼來尋求幫助？
荊林波：中國社會科學院是定義為三個定位，我們是馬克思主義堅強陣地、最高的學術殿堂、思想庫智囊團，也就是我們今天所說的智庫， 所以我們是為黨中央國務院服務的。目前，我們國家對於高端智庫建設和規劃很明確，把智庫分為四類：有中國社科院、地方社科院、高校還有社會民間資本所建立的智庫，最後還有企業建立的智庫，所以我覺得多層次多方位的構建智庫的體系和層次有利於幫助那些需要提供政策支持的政府，無論是中央政府還是地方政府，當然中國社科院，我們也不是不參與地方的建設，實際上一路看過來有大量的例子。
主持人：剛才我們也聊過AMI智庫評價體系，對全球的智庫有一個整體的評價，您認為哪個國家的智庫在世界是領先的？
荊林波：目前整個智庫的發展的狀況，如果必須通過一個平面來看是“西強東弱”。這意味著就是美歐是世界上的那個發達的地區，尤其是美國。“東弱”指的是一些發展中國家還有一些欠發達的國家，面臨著比較大的問題。當然這些有一些客觀原因所造成的。第我們的研究也發現中國要想構建一個高端智庫，具有中國特色的智庫。必須借鑒國外，高端智庫發展的路徑之中要注意以下幾個問題。第一，獨立性的問題。國外很多，尤其是美國的一直主張獨立性。德國的智庫，基本那些好的智庫都是基金會。所以，獨立性的理解一定要多視角的看待。第二多元化，專業化。智庫熱一來以後大家有一點沒頭的蒼蠅到處亂撞。實際上在這個裡面我們更傾向於看國際上一些智庫的成功，它非常專業。只是研究軍事國防的，只是研究外交。當然也有像大的智庫，像布魯金斯，什麼都研究。我和我的同事長期跟蹤一段的時間發現，專業化的智庫之路實際上是我們國家需要堅持和鼓勵的，中央的文件也寫得很清楚。第三，要處理好一系列的關係才能使中國的智庫跨越一個平台。這些關係包括什麼呢？這個智庫是從哪裡轉型來的，你的“胚胎”和“成長的基因”是什麼。以社科院為例，社科院過去是三個定位，但是大多數人是注重於基礎研究。包括基礎研究和應用研究。那麼應用研究裡面才分出一塊是智庫的政策。所以，這個就存在一個轉型，如何從學術研究轉型成政策型研究。其次就需要構建一個良好的機制。第三，人的問題，人才是永遠短缺。尤其我們現在智庫。所以有些專家說的很好，就是智少庫多，這樣呢智慧產品太少。所以從AMI指標體系，再看智庫建設，這個最短的短板就在核心人才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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