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反興奮劑組織的“藥物豁免”存在被濫用的風險
納達爾、莫·法拉等運動員可以將禁藥吃得“理直氣壯”，著實事出有因，在服用禁藥前，他們均獲得了世界反興奮劑組織的藥物豁免，屬於在規則允許範圍內服藥。歐美媒體在此次事件中也表現得“勠力同心”，紛紛表示“沒有任何證據表明這些運動員犯了任何錯誤”。
而讓這些運動員“持證吃藥”的靠山，便是世界反興奮劑組織的違禁藥物治療性使用豁免權（TUE），簡稱“藥物豁免”，即允許運動員在治療某種疾病時服用世界反興奮劑組織禁藥清單中的藥品。藥物豁免的概念最早出現於上世紀90年代初期，當時國際奧委會的醫療委員會准許一些運動員通過服用禁藥清單中的藥品來治療自身的疾病。2004年，藥物豁免的國際標準正式建立，並於2005年1月1日開始實行，隨後，此項標準分別在2009年、2010年、2011年和2015年進行了4次修訂。
正是這些頻繁的修訂，使得世界反興奮劑組織篤信自己的標準是嚴格而充滿活力的。根據規定，運動員若想取得藥物豁免權必須滿足4個條件：如不服用禁藥運動員的健康將會受到極大的影響；違禁藥物的治療性使用不得對運動員的成績造成顯著提升；治療中沒有非違禁藥物可以代替違禁藥物的作用；運動員本次使用違禁藥物不得是由於此前在未申請藥物豁免情況下使用該違禁藥物所導致。
不過，再嚴格的條件，也無法保證藥物豁免的申請程序做到天衣無縫。國際田聯主席塞巴斯蒂安·科、俄羅斯興奮劑調查報告的撰寫者麥克拉倫以及本次在榜的運動員弗魯姆都表示，藥物豁免存在被濫用的風險。英國首位環法冠軍維金斯在2011年至2013年的幾次大賽前夕均申請了藥物豁免，始終飽受質疑。而在自行車獨立改革委員會去年的報告中，一位自行車選手更是直言90%申請藥物豁免的選手都是出於提高成績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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