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層分析，杜特爾特與特朗普正帶領著憤怒的時代與人民，共同展演一場極端主義政治劇碼。這是極端主義蠢蠢欲動的年代：因為對於整體政治經濟社會結構發展，盤根錯節失衡的無奈、無力與憤怒，因而放棄體制內的、中庸的、溫和的解答，轉而選擇反體制、極端、強烈的路線。無論左派與右派，當踏上極端主義之路，也就選擇了藉打倒敵人以成就自我之路。無論內外，階級敵人、民族敵人、正義敵人，唯有殲滅而後快，而後方得以重生。統整在極端主義思維里的左派與右派，因而團結在強人的指揮下。
杜特爾特與特朗普現象，不僅見於菲律賓及美國，遠的不說，就近，台北市長柯文哲即是一例。兩年前，柯文哲競選團隊緊扣社會期待打破體制、超越藍綠的渴望，以訴求白色力量、第三勢力、公平正義等政治正確語言，輕易贏得市長選舉。在人民的高期待之中，柯文哲一上任即以連夜拆除公車專用道的高效率表演贏得掌聲。所謂的五大弊案更是左打財團、右批前朝，一舉羅列所有敵人，大快人心，每逢二二八的感性發言與淚水，更是與台灣土地、人民情感緊緊站在一起的表現。
但隨著五大弊案一件件以“無弊”結案，柯文哲領導風格與行政體系的扞格逐漸檯面化、市府小內閣分崩離析，“柯文哲神話”就快速崩盤，兩年來，虛耗公帑無數、重創公務士氣、耽誤台北市政建設、大巨蛋更逐漸廢墟化。
杜特爾特會不會是另一個柯文哲，不可預知。但柯文哲經驗與杜特爾特現象提醒我們，台灣是否在不知不覺中，已走上極端化政治的歧途。尤其在經濟成長趨緩、所得分配惡化、執政效能不彰、強效短線式政治路線當道、憤怒仇恨的集體氣氛上升時，社會就該更加審慎自省。台灣民主歷經20餘年，行之不易，民主非僅及於民主參與及選舉課責，民主更在於品質，如：民眾的理性自律、政府的治理能力。民主素質當是此時該學會的功課。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