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一八事變後與七七事變後的中國社會的性質和主要矛盾是一樣的
以社會性質和社會主要矛盾為依據，以“那些特別突出、引人注目的歷史事件作為大的歷史運動的路標”為界，來劃分歷史時期或階段，這是列寧劃分世界近代史時期的重要方法，是以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研究歷史的一條重要原理。我們從考察中國近代史的實際出發，可以十分清楚地看到，從1840年的鴉片戰爭到1931年九一八事變前的中國社會，是一個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質的社會，處於“幾個帝國主義國家共同支配的局面”。其主要矛盾是中國人民與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官僚資本主義的矛盾，革命的對象是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官僚資本主義。而“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日的事變，開始了變中國為日本殖民地的階段”；九一八事變特別是1935年華北事變後，中國社會的基本矛盾（即帝國主義和中國之間的矛盾，封建主義和人民大眾之間的矛盾）發生了顯著變化：由幾個帝國主義國家和中國的矛盾，變為特別突出特別尖銳的日本帝國主義和中國的矛盾。中日民族矛盾成為主要矛盾，國內階級矛盾和政治集團之間的矛盾降到次要和服從的地位，由此變動了中國國內的階級關係。
毛澤東指出：“自從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變日本帝國主義武裝侵略中國以後，中國又變成了一個殖民地、半殖民地和半封建的社會。”九一八事變後中國社會性質和主要矛盾所不斷發生的變化，一直持續到1945年9月日本戰敗投降，中日民族這個主要矛盾才得以解決。此後，中國社會又恢復到九一八事變前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質的社會形態，其主要矛盾又變成了一般帝國主義和中華民族的矛盾，封建主義和人民大眾的矛盾。由此看來，九一八事變後與七七事變後的中國社會的性質和主要矛盾是一樣的，七七事變的爆發，則是對中日民族這個主要矛盾的加深與擴大，而沒有使中國社會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和半封建的性質有所變化。因此，把1931年九一八事變作為中國抗日戰爭的起點，既符合中國抗日戰爭史的客觀實際，又符合馬克思主義關於劃分歷史時期標準的科學理論。
應該站在中華民族的高度來看待抗日戰爭的起點問題
很久以來，許多人都以國民黨政府在九一八事變以後沒有實行抗日為由，把抗日戰爭的起點定為七七事變，這是值得商榷的。就抗日戰爭的性質而言，它是中國在二十世紀三四十年代進行的由不同階級、階層和社會集團等各族人民參加的反抗日本帝國主義侵略的民族解放戰爭。因此，我們在界定抗日戰爭的起點問題時，就不能以國民黨政府是否主張參加抗戰作為“標準”來評判。歷史事實是，日本帝國主義的侵華戰爭是一個不斷擴大、不斷升級、由局部侵華演變成全面侵華的過程。日本帝國主義開始發動九一八事變，侵占東北三省；1932年製造一二八事變進犯上海；1933年1月進攻熱河；1934－1935年製造張北、察東和河北事件，進而蠶食華北、分離內蒙，成立“冀東防共自治政府”和偽“蒙古軍政府”，等等，最後制定1937年度侵華作戰計劃，擴大增設在平津地區的駐屯軍，準備隨時發動全面侵華戰爭。
同時，中國人民的抗日戰爭也是一個從小到大，由局部地區抗戰逐漸發展到全國性抗戰的歷史過程。九一八事變後，東北軍部分愛國官兵違反蔣介石國民黨政府的不抵抗政策，奮起抗日，如馬占山部在黑龍江的江橋抗戰；黃顯聲等指揮軍警阻擊日軍侵略錦州；李杜、丁超等部在哈爾濱外圍地區襲擊日軍，他們的抗日行動促進了東北義勇軍的興起及抗日鬥爭，也為中國共產黨組建抗日武裝創造了有利的群眾基礎。到1936年，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正規抗日武裝，由原來的8個小游擊隊發展到11個抗日聯軍，共4.5萬餘人，從而成為東北抗日游擊戰爭的主體骨幹力量。
如果不以九一八事變作中國抗日戰爭的起點，就等於自己抹煞此後6年東北民眾、部分愛國官兵、察哈爾抗日同盟軍、第十九路軍和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東北抗日武裝所從事的抵抗日軍侵略的英勇鬥爭。我們應該站在中華民族的高度來看待抗日戰爭的起點問題。
（來源：北京日報）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