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京制”向“五京制”的轉變——
唐肅宗設洛陽太原
鳳翔成都四個陪都
唐朝（公元618－907年）誕生於武德元年（隋義寧二年，公元618年）農歷五月，李淵（高祖）接受隋恭帝楊侑禪讓稱帝，定都長安。
長安是當時世界上著名的首都，但其功能和名稱屢有更改。《新唐書·地理志》記載，長安“初曰京師，天寶元年曰西京，至德二年曰中京，上元二年複稱京師，肅宗元年曰上都。”
作為一國之都，長安為何名稱有這麼多的變化？這與唐朝在不同時期陪都的增減變化有直接的關係。李淵建唐後，初仿隋東都制，仍視洛陽為陪都，後於武德四年（公元621年）廢東都。
洛陽的地理和戰略位置十分重要，李世民（太宗）繼位後，重新提升洛陽的政治地位，下令重修洛陽宮。到顯慶二年（公元657年），李治（高宗）恢復隋制，重設洛陽為東都，正式賦予洛陽以國家政治副中心的陪都地位。
武則天（高宗皇后，大周皇帝）代唐自立後，洛陽的政治地位又一次被提升，光宅元年（公元684年），武則天易名為“神都”。天授元年（公元690年），武則天正式稱帝後改“唐”為“周”，乾脆定洛陽為首都，長安反成了陪都；同時，再設武姓故里並州（今山西太原）為“北都”。
李隆基（玄宗）當皇帝時，改東都為東京，此時的長安相應稱為西京。李亨（肅宗）當皇帝時，於至德二年（公元757年）設4個陪都，即東京洛陽、北京太原、西京鳳翔、南京成都，此時的首都長安改稱“中京”，唐朝形成了“五京制”的格局。
解析：在東漢以後，抬高帝王出身地（帝鄉）和發跡處（龍興之地）成為一種光榮的例行選擇，於是在兩京之外便多出了“一京”。唐朝集“兩京制”和“多京制”於一身，是中國古代都城東西控制型“兩京制”的成熟兼轉型期。都城的安排和變化軌跡相當明顯，由前期的“兩京制”轉向後期的“多京制”。這種轉身是時局變化和加強統治的需要，說明東西控制型“兩京制”已不再適合公元八世紀的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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