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過，《世界衛生組織組織法》對邀請非會員列席世界衛生大會，也作出了兩項相關規定，其一是由是衛生組織幹事長直接邀請，但在實際運作中必須事先取得會員國的共識，而且倘會員國對大會主席的任何裁決提出異議，仍需會員國過半數通過予以“追認”，方可維持；其二為大會通過決議，其先決條件是“提案”必須獲排入議程，然後在大會的一百九十一個會員中獲得簡單半數通過。
在二零零九年之前，無論是李登輝掌政的年代，還是陳水扁在台上的時候，都曾有一些台灣醫界團體如上述的台灣醫界聯盟基金會，在世界衛生大會的會場外請願抗議，並尋求會員國中的一些台灣“邦交國”，向大會提交邀請台灣出席會議的提案，但全遭到大比數的否決。
二零零五年“胡連會”達成的《兩岸和平發展共同願景》，確定國共兩黨將共同促進五項工作，其中第四項是“促進協商台灣民眾關心的參與國際活動的問題”，指出在“促進恢復兩岸協商後，討論台灣民眾關心的參與國際活動的問題，包括優先討論參與世界衛生組織活動的問題。雙方共同努力，創造條件，逐步尋求最終解決辦法。”
承認“九二共識”的馬英九於二零零八年五月二十日就任“總統”後，兩岸兩會恢復協商並簽署第一批協議。在當年底的“APEC”非領導人正式會議上，胡錦濤與連戰會面時，決定落實貫徹《兩岸和平發展共同願景》第四項的工作，首先在台灣當局列席世界衛生大會方面實施。因此，翌年亦即二零零九年五月召開的世界衛生大會，就由世界衛生組織幹事長馮陳富珍向台灣“衛生署長”發出邀請函，通知其以“中華台北”的名義，“觀察員”的身份，列席當年的世界衛生大會。此後連續八年，都是如此。
由此可見，這種處理方式是對《世界衛生組織章程》相關規定的靈活執行。由於馮陳富珍來自中國香港特區，因而直接與中國政府協商，獲得北京的同意後，才向台灣當局發出邀請函。由於台灣“衛生署”（後來的“衛生福利部”）是政府機構，並非衛生團體，因而不是固定的“觀察員”，而是每年發出邀請函予以確認，而在每年發出邀請函之前，都要獲得北京的同意。但也正因為“衛生組織實體”的表述，也為台灣“衛生署”以“觀察員”的身份列席會議找到了一道“竅門”。而且，因為世界衛生組織幹事長是中國公民，與北京的協商容易獲得共識。而世界衛生組織的各個會議國，對此安排也沒有異議，因而就是在實際上北京與幹事長“說了算”。不過，又不能像真正的“衛生組織實體”那樣是固定的“觀察員”，雖然仍需每年發出邀請函，但卻是“當然”身份；而台灣“衛生福利部”則是按照實際情況，每年作出調整。這正如當時的國台辦發言人馬曉光所指出的那樣，台灣從二零零九年開始以“觀察員”身份列席世界衛生大會， 是在兩岸雙方均堅持“九二共識”的政治基礎上做出的特殊安排。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