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7年，我順利考入西安音樂學院。在學校學習期間，我不僅深入學習民族音樂方面的內容，還如饑似渴地學習西方先進的音樂理論和作曲技法，向音樂夢一步步邁進。然而，當我即將從音樂學院畢業時，等來的卻是秦腔團的報到通知。剛一分配，我母親就讓我去和父親說一說。那時父親正下放到農村，我看到父親時，他正在棉花地裡摘棉花。父親一看到我很高興，問我畢業分配到哪裡。我說分得不好，分到戲曲團體。父親卻很高興，他說我在學校學的都是技術性的，而且是西洋化的東西，要真正有出息，就要向民族、民間的音樂學習。於是，我按父親的教導在戲曲團裡待了21年，也正是通過這段時間的深入學習和理解，增強了我對民族文化的自信心。
采風采回《女兒歌》
我初次接觸電影音樂是在中國樂壇刮起“西北風”的20世紀80年代。當年的“西北風”以它的豪放，唱出了中國人在改革大潮中的精氣神。1983年年底，廣西電影制片廠青年攝制組的陳凱歌、張藝謀、何群來到西安音樂學院，為正在籌拍的准音樂片電影《黃土地》尋找作曲者。《黃土地》講述了一位八路軍文藝工作者去民間采風的故事，影片中需要穿插大量的民歌，所以他們就到西安音樂學院找到我的老師，請他幫忙推薦幾位青年作曲家。老師推薦的三四個人中就包括我。凱歌聽完我的作品《絲綢之路幻想組曲》後就在那兒笑，後來他才和我吐露真情，他說從那個曲子裡聽到了古人灞水折柳相送的感覺，因此必須要跟我合作。
那年春節一過，在零下20多攝氏度的寒風中，我和張藝謀、陳凱歌、何群風風火火地奔赴陝北采風。我們坐著四面透風的破面包車從西安來到延安，我印象最深的是，一天夜裡我們投宿在米脂縣的一家車馬大店，我們幾個人睡在一個用煤燒的熱炕上，褥子像土地一樣黑，被子上全是小動物。為了不把衣服弄臟，我們就把衣服都脫掉，用皮帶裹起來吊到房梁上。
黃沙彌漫的陝北高原激發了我的創作靈感。采風回來以後，我很快就寫出了《女兒歌》。一曲陝北信天游，吟唱出12歲就與人訂娃娃親的翠巧對自身命運的哀嘆和對幸福生活的向往。劇組在青化砭鎮拍電影的時候，我們晚上將燈全都熄滅，把《女兒歌》播放出來，大家聽完都被感動了。歌詞中有一句“不想我的親娘，在想誰？”“女兒喲”，最後以“女兒喲”加以強化，唱到人心裡去了。
讓民族音樂“大膽地往前走”
我至今記得，當時少言寡語的張藝謀跟我說了一句話：“季平，我也想當導演，將來我的第一部影片一定請你幫我作曲。”沒想到，三年後，張藝謀真的敲開了我的家門。
1986年，張藝謀從拍攝電影《老井》的外景地回來，他和顧長衛拿著《紅高粱》的劇本滿臉塵土地找到我，讓我看看這個劇本。
影片中，火紅的高粱在風中搖擺的畫面，配什麼音樂呢？藝謀建議用民樂隊。我想民樂隊中二胡或其他彈撥樂器的力度都不夠。我當時突發奇想，用一群嗩呐伴奏！伴奏音樂就好像是人內心一種本能的呐喊噴發，咚咚的鼓聲就像人的心臟跳動。當電影合成後，我們內心無比激動，用非常規的思維去演奏音樂，配合畫面產生了意想不到的衝擊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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