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當年台灣援引香港廉政公署法制，訂定及實施幾項陽光法案的背景來看，台灣社會對廉政肅貪的期待，絕對不僅止於檢肅行收賄之類的貪贓枉法惡行，而是要遏止公務員假藉其他名目、機會，私底下搞利益輸送。
所以，當年在討論公務人員財產來源不明罪的範疇時，就引發很大的爭議。有一派主張，公務人員於擔任公職期間，或之後某段時間增加的財產，有義務說明其來源，如不說明，或無法說明及證明來源合法，即視同來源不合法，即屬犯罪。另有一派持反對意見，認為無法證明合法來源，即屬不法，過於嚴苛，不適合入法。
經過爭論後，《刑法》第6條之1增訂公務員財產來源不明罪。但這個法條訂得有口無牙，肅貪功能非常有限 。在香港，公務員不說明，或者無法證明財產來源為合法，就視同貪污，可以判刑入監。台灣的版本則加設了一個必須公務員有犯其他罪的前提，檢察官才能追究財產來源不明罪責。也就是說，如果公務員不犯其他罪，財產再怎麼不明或增多，誰也拿公務員沒辦法。
至於《公職人員財產申報法》、《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這兩項陽光法案，一來沒規定刑罰，只是屬處以罰金的行政罰；二來我們主管這兩項法律的“監察院”、“法務部”，多是處於被動接受舉發，絕少主動查察各地公職人員的利益衝突行為，致台灣各地的公職人員視這兩項法律於無物，各種利益輸送行為普遍存在，包括曾蔭權被指控的那些。
看曾蔭權鋃鐺入獄，想台灣官商千絲萬縷的私人關係、民意代表公然為利益團體圍事、關說司法、民選官員用公共財施惠己方派系的現況，我們如果真要掃除貪腐、改革官場弊政，需要公民自覺。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