懸殊的愛情
四夫人徐雯波伴隨成都歲月
金牛壩張大千故居占地面積600平方米、建築面積324平方米。故居採用的是民國時期常見的青磚黑瓦建築，看起來樸素大方。正所謂“敝帚自珍”，張大千對這裡顯然別有偏愛，為小院起名“稅牛庵”，在院內親手種植了眾多花草。
張大千的兒子張心玉在《先父和他的庭院》一文中寫道：“1943年秋，先父從敦煌返成都後，一直沒有固定的住處，直到1947年，才在成都西郊金牛壩建了自己的住所，留有一畝左右的空地，種了各種花草。第二年，先父去香港，後於1950年應邀赴印度講學和考察，從此，再未回來。”
這裡是張大千為第四任太太徐雯波購置的婚房。
徐雯波本名徐鴻賓，張大千的女兒張心慶在《父親與我的母親們》中寫道：“我的第四個母親徐雯波，曾經是我們家的鄰居（在成都郫縣太和場）。起初，她和我大姐是好朋友，常到我們家來玩。她當時沒有工作，有時也幫忙照顧我們幾個弟妹。上一輩人的事情，有些我們也搞不清楚。後來，我們就成了一家人。”
這裡張心慶所說的“大姐”是張大千的大女兒張心瑞。後來有記載稱徐雯波是張心瑞的同學，但李永翹研究認為，“同學”一稱有為尊者諱之意，因為徐雯波在當時實際是類似張家小保姆。另一份記載清楚地寫道，徐雯波實際上是張大千一家在團結鎮的房東鐘雨秋姨姐的侄女，因家道中落生活困難，被推薦到張大千處學文化，兼當雇工。
徐雯波到張家後勤快伶俐，聰明好學，與張家人相處融洽。論及婚嫁時，30歲的年齡差與身份的懸殊，遭遇了雙方家人的強烈反對，直到徐雯波有身孕，才使得家人接納了他們。
“也正是因此，當時跟隨張大千居住在金牛壩的只有徐雯波，大太太曾正蓉與三太太楊宛君則帶著女弟子們居住在沙河堡。”李永翹說，這其中也有張大千對徐雯波的保護之意。
彼時年輕能幹的徐雯波，對張大千的藝術創作給予有力支持。張大千在金牛壩故居居住的時間雖然不長，但此時的他進入了公認的藝術生涯高峰期，也是張大千臨古作品的巔峰時期。此時的張大千藝術創作靈感噴薄而出，佳作不斷，也將更多的時間用在了整理敦煌壁畫上。這意味著張大千的工作量大大增加，更何況張大千本就是隨性之人，無論住在哪兒都是“臥室通著畫室，大睡床挨著大畫桌”，晚間靈感忽至就要披衣而起揮毫作畫。侍奉筆墨的工作自然就落在了徐雯波身上。這種情況幾乎就是常態，徐雯波一年到頭也難得睡上幾個安穩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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