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歷史上來講，河南是中華文明的祖宗，從地理來講河南是中心，中原也是中土，中國的中講的可能就是河南這個地方。我們以前讀的《春秋戰國》搞了半天幾乎大部分，所謂那時候國家的歷史都在河南境內。一千多年的以前的古代一半是河南，剛才馬魏華說他是河南人，其實我覺得絕大部分是河南人，我自己跟河南的關係也好，沒有南宋在20萬的開封鄭州的人到杭州，就不可能有我們，我自己覺得我裡面肯定，能夠長成這樣肯定和河南是有關係的。
河南不僅是當時的政治中心，也是中國商人、商品、商業文明的發源地。據說，第一個有記載的商人就是從商丘走出來的，是牽著牛去賣貨。最出名的大商人範蠡是河南人，我一直以為他是浙商的，有一點沒搞錯他娶了浙江美女西施。最早提出的重商理論的商洪洋（音），也是河南人。所以我自己覺得河南作為中原地區，我們這次來開會，在開會之前，什麼叫綠色公司年會？幾年前跟吳大使一起討論，這個國家經濟持久發展，首先企業要持久發展，企業要持久發展首先要講究是綠色發展，也就是可持續發展。如果我們內心不是綠色的，我們企業的發展環境不是綠色的，我們對外部的環境的建設不是綠色的，我不相信我們這個國家，我們這個社會，我們的企業能夠可持久發展。
今天我們在河南的會議上，要提出一個重要的綠色公司年會經過十年提出重要議題，就是我們要打造新型的政商關係。過去仕農工商，商總是排在最後，大家覺得商“無商不奸”，大家最覺得商對社會貢獻是最少的。我以前當了六年大學老師，出來做商人之前我也認為我完全看不起商人，但是做了將近18年的企業商人以後，我以自己是商人而感到驕傲。
另外一點，在反腐之前政商關係，我覺得商人和政府官員走的太近了，所以大家那時候覺得也會今天出現以《人民的名義（電視劇）》這樣的電視劇、小說出來。但是反腐以後，政商之間又走上另外一個決斷，政府怕商人，商人也怕見政府官員，這也不對。我自己這麼覺得，習主席給整個政商關係的定義就是清清，清清關係就是說得清的關係，要清清白白，但也需要親親熱熱，拉開距離對這個社會並沒有什麼好處。在有些事情上，特別是經濟的發展，未來的30年世界的經濟，中國的經濟，會發生天翻地覆的變化。在中國企業和政府都擔當起推進整個經濟發展的重任，企業和政府的關係的做好就像生產力和生產關係的處理好一樣極其之關鍵。運營經濟已經不能像當年各省市所謂招商引資，招商引資只是經濟的一個最簡單，最初期的東西，經濟是需要運營的，而企業家我個人認為就是經濟社會發展中的科學家，企業家對經濟理解有不同的看法。
所以新型的政商關係，政企關係，應該是一種最大限度的去發揮出企業家精神，最大限度的發揮企業的創造性、能動性，政府要為發展企業，為提供給社會經濟做貢獻打造良好的環境。
未來，無論是扶貧還是脫貧，我相信我們企業家是大顯身手的時候，扶貧主要是幫扶，政府責任大一點；脫貧不一樣，企業責任更大，脫貧是市場和商業要做的事情。中國最偉大脫貧是改革開放以後完成的。是靠經濟發展，裡面有政府的政策和方針，也有企業家的作為所以我自己覺得，你要想成功，要有強大的智商，你要想成功你也要有情商，但是受人尊重要有巨大的愛商，愛商就是擔當，就是責任。我想在這兒我們所有人都懷念鄧小平，沒有鄧小平的改革開放我們不可能走到今天，沒有鄧小平當時堅持的上少部分先富起來，這些企業家不可能走到今天，在座的所有企業家都是幸運兒，我們是先富起來的這幫人，鄧老說過，先富幫後富，今天我覺得企業家和政府的關係的合作是真正需要做好先富幫後富，我們富了是否應該考慮一下，如何幫助更貧困的地區？真正幫助中國走出脫貧？
十八大以來我自己覺得中國共產黨有兩件非常理想主義的事情，一就是反腐，第二就是全面的脫貧。這是兩千年來中國知識分子的理想，也是從來沒有人實現過的。這可能就是我們企業家可以有巨大發揮自己作用的地方。所以我們在浙商提出四個不，不行賄，不欠薪，不逃薪，不侵權，企業存在感的最好方式就是依法納稅，依法納稅就是給政府最好的行賄。企業最大的社會責任就是解決就業，企業對自己最好的保護就是不侵權，反腐我們國家付出了巨大的努力，過去的幾年為了反腐我相信全國上下所付出的代價是有史以來最大的。但是沒有這個代價，就不可能有未來經濟發展的公平的環境，但是我們最重要的是在做所有的企業和政府官員一起，不能讓下一代再來這樣一次反腐，我們要用自己的清手去創建一個公平、透明的市場環境。我們絕不能一邊要呼籲市場環境，呼籲市場公平，而另一邊我們又去破壞這樣的環境
中國企業家俱樂部58個理事單位，我們還有很傑出優秀的顧問，我們很願意和河南一起和各界政府一起共同合作，打造新型的政上關係，我們希望企業家精神和科學家精神一樣，能夠成為社會發展的一種動力，一種新的能力，能夠推進經濟社會的發展，特別是在商業、商品、商人的發源地在河南，我相信我們如果一起努力從今天開始，未來中國經濟和世界經濟將會變得更好，再次謝謝大家。
來源：觀察者網綜合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