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樣的現實不容回避。2015年2月，某家醫學行業網站在約2000名三甲醫院醫生中進行的問卷調查顯示，超過半數的醫生表示，在中級職稱的評定中需要發表在核心期刊上的論文；其中23.55%的醫生表示，需要2篇論文發表在核心期刊上。而到了副高級職稱的評定中，18.41%的醫生表示必須發表SCI 論文。
制度的缺陷並不足以成為不端行為的借口。推動制度完善需要理性的聲音、合理化的建議，尋求快捷的刊發論文渠道，只能算作利益誘惑下對現實的妥協。在由公共財政支撐的科研體系中，用粗制濫造的論文換取更高的職稱，更多的項目資源，是科學戰場上的一次退敗，犧牲的是全體納稅人的利益。
如今，曾被視為藩籬的職稱評定制度正在鬆動。國務院總理李克強在2015年兩會參加審議時就表示，縣以下醫院多拿論文評定職稱，是“搞花架子”。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今年印發了《關於深化職稱制度改革的意見》，要求合理設置職稱評審中的論文和科研成果條件，不將論文作為評價應用型人才的限制性條件。
此時，我們更需要考慮，那些損害學術公信力的論文，是否會隨著職稱評定制度的變化而銷聲匿跡？
2015年中國作者被集中撤稿後，中國科協就重申了“不由‘第三方’代寫論文，不由‘第三方’代投論文，不由‘第三方’對論文內容進行修改，不提供虛假同行評審人信息，不違反論文署名規範”的五不行為準則。對於國家自然科學基金資助的項目，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委還進行了集體通報，追回相關項目的科研經費，同時也勒令取消其5年基金項目申請資格。但是，鮮見涉事作者受到進一步處罰。對於論文代投和論文買賣，也缺乏明確法律規定。曾有報道稱，一些撤稿事件的作者不僅沒有被處罰，還在這一事件發生後，仍被評選為當地的“優秀青年”。
相比於不端行為造成的負面影響，這樣的處罰過於輕鬆。公信力的恢復和重建，既要靠學術共同體的自覺，也要靠明確的罰則來劃定邊界。
這樣的要求或許嚴苛，但科學家理應有更高的操守。在中國百餘年的變遷中，“德先生”和“賽先生”始終是國人追求的主題，是推動中國現代化的兩個相輔相成的車輪。代表科學的“賽先生”並非只有科研成果和技術改良，科學精神也應是題中之意。若學術公信力從源頭消失，科學精神從何談起？
沒有真實，所有科學俱為謊言；沒有科學，所有未來皆為虛幻。
（來源：中國青年報）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