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際環境的變化亦是導致中央與香港反對派互信下降的一個原因，奧巴馬時代推行重返亞太戰略，中美在南海及整個西太平洋角力，在這個背景下，近年來反對派提出一些本土自決的主張，有人公開與“台獨”勢力及外國勢力進行聯繫，中央擔心香港成為外國勢力反華的舞台，擔心他們打“香港牌”。
中評社：您剛剛提到內部原因有一個是政府施政存在不足，最近也有人懷念港英時期的政府管治，認為那時候的政府管治比現在要好。您認為，回歸後政府管治的問題出在哪呢？
郭一鳴：回歸後實行一國兩制，香港繼續保持了原有的制度和生活方式不變，但回歸後的港人治港、高度自治與港英時期的管治是有本質的不同，回歸並不是簡單的“換支旗”。
港英時期，重大決策都是由英國政府拍板，英國為香港制定戰略性政策，港英政府公務員隊伍主要是負責執行，一直以來香港公務員有很強的執行力。在港人治港、高度自治下，香港特區政府的管治班子既需要有前瞻性的戰略眼光，又要能作出兼顧當下的決策，與此同時要將決策付諸實行。我認為這是回歸前後港英政府和特區政府最大的不同。
董建華政府提出了如“數碼港”“中藥港”、“八萬五”等理念，雄心勃勃可惜最後都落空。公務員出身的曾蔭權出來穩定局面，短期有所改善，但未觸及深層次矛盾。梁振英對香港的深層次矛盾看得比較清楚，想作出改變，可惜很大的精力都消耗在處理立法行政對立的問題上。
中評社：港英時期，重大決策都是由英國政府拍板，而現在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情況下，缺乏類似英國政府這樣的決策者。那您是否認為，中央應該扮演過去倫敦的角度，在重大問題上為香港作出決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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