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次，《解釋》的出台還有助於受網絡安全法約束的各單位主體建設刑事風險的隔禦架構：
例如，《解釋》第7條明確規定了單位犯罪的刑罰適用問題：“單位犯刑法第二百五十三條之一規定之罪的，依照本解釋規定的相應自然人犯罪的定罪量刑標準，對直接負責的主管人員和其他直接責任人員定罪處罰，並對單位判處罰金。”第10條明確規定了免責事由：“實施侵犯公民個人信息犯罪，不屬於‘情節特別嚴重’，行為人系初犯，全部退贓，並確有悔罪表現的，可以認定為情節輕微，不起訴或者免予刑事處罰；確有必要判處刑罰的，應當從寬處罰。”以這兩條解釋為規範指導，各類單位主體可以更好地建立單位刑事責任的阻隔機制，從而實現在正當情況下減輕乃至消除自身主體責任的目的；與此同時，《解釋》第12條規定了判處罰金的具體考量標準，以“犯罪的危害程度、犯罪的違法所得數額以及被告人的前科情況、認罪悔罪態度等”作為罰金刑的判定依據，也為各類單位主體建立有關罰金刑的風險管控機制提供了可能。
而且，《解釋》第8條和第9條還分別對非法利用信息網絡罪和拒不履行信息網絡安全管理義務罪兩個罪名的司法適用作了特別規定，指出非法利用信息網絡罪的表現形式可以是“設立用於實施非法獲取、出售或者提供公民個人信息違法犯罪活動的網站、通訊群組，情節嚴重”的行為，而拒不履行信息網絡安全管理義務罪可以是“拒不履行法律、行政法規規定的信息網絡安全管理義務，經監管部門責令採取改正措施而拒不改正，致使用戶的公民個人信息洩露，造成嚴重後果”的行為。有關這兩項罪名的特別解釋，既是對網絡安全法相關條文的專業細化，也能指導作為網絡運營者的各類單位主體構建其關聯犯罪的反制機制，等等。
總之，在網絡安全法規範體系的價值指引下，《解釋》的具體條文指出了各類單位主體提升刑事風控能力的進路，形成針對業務管理、產業發展的風控規則，降低了觸發刑事責任風險的可能，進而實現組織體良性有效的自我約束和自我管理。
（來源：檢察日報）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