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來興起的智庫熱表明，國家和社會對智庫研究有很大的需求。這難免在客觀上造成了智庫研究者忙於過程和數量管理，而相對忽視了對理論創新與轉化、理論與實際相結合的要求，放鬆了對智庫學科、理論研究的重視和資源的長期性投入，減少了對學科性研究周期性特點的理解和關注。具體問題包括：缺乏對年輕科研人員的培養、訓練以及研究方向、目標規劃、課題申報能力的指導，欠缺對“冷課題”的研究、不同學科方向的補缺和前沿學科發展成果的關注，等等。
其實，智庫研究者應該具有這樣的一種意識：研究成果不僅是出版成一本著作，其中的部分內容甚至核心內容應當可以提煉、轉化為公共產品，成為黨和國家施政的一部分或者內在的理論依據、外在的闡釋話語，成為政策糾偏的科學依據。有理論和
學科修養的智庫研究者，應該能够把融會貫通的理論和思想滲透進政策的規劃中，應該可以超越一些政策分析和規劃中存在的就事論事、程式化、短視化的不足。
同理，政策研究的長期積累和各種戰略性認知，也可以上升到理論和學術高度，為學科內容提供延伸性、實證性的案例，證偽錯誤論述，糾偏以訛傳訛的觀點。特別是，改革開放不同階段遇到的各種問題、階段性的突破方案，都是我們中國特有的。這個過程中的許多政策成果、經驗教訓應該轉化為經典型理論叙事。正是在這個意義上，從事智庫研究的人，同樣可以為構建中國特色哲學社會科學出大力氣。
（來源：解放日報；作者劉鳴為上海社會科學院國際問題研究所研究員、中國察哈爾學會高級研究員）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