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以日記的形式記錄這段時光的《東京一年》中，她這樣描述這段曾讓她頗感“局促”的經歷：“有生以來第一次，我度過了一段完全真空的生活，沒有目標與意義，每天一睜眼就是一大片需要填補的空白。任何一件事都需要把時間拉得很長遠，把濃度稀釋，才能填充過完一天，所以我必須認真凝視美術館裡每一幅畫，認真咀嚼每一口食物，認真地把每一個念想變得綿長。”
一年後，從東京回到北京，蔣方舟終於沒有任何困惑了，對於未來“如水晶般透明”。她清楚了“社會機制在自己身上做過的設置”，並將自己“還原到了出廠的狀態”，“其他人製造的對時代潮流的恐懼，你不去想，就不存在”。
年少成名的副作用：殺掉負面情緒，只有無盡的倦怠
時間在蔣方舟身上像個頑童。9歲時，有人問她將來要做什麼，她昂起頭，說要做個大師，然後熱淚盈眶。早熟、叛逆、天才作家曾是她的標簽，為她惹來一身爭議。如今，28歲的她卻像個孩子，“幼態習慣延續了下來”，經常走著走著路就奔跑起來，毫無緣故地在公眾場合大聲唱歌，和人拍照時在按下快門的瞬間比出V的手勢，笑容和神態依然是八九歲的樣子。
過早以被爭議的方式成名的副作用，就是時間在她身上錯位了。直到成年後和“正常人”比照，她才驚覺自己的“童年沒有充分地施展，也沒有認真地完結，童年的碎片散落在人生的各個階段”。
“很小的時候，在我自己的身體共和國裡，我就像一個暴君，把很多不好的情緒都屠殺掉了，比如那些不滿、抗議、憤怒、悲痛、委屈。導致對於外界的聲音，我沒有辦法激起正常的情緒反應。”這讓她在工作和生活中都是十足的好脾氣，不喜歡反駁和對峙，對負面評價沒有代入感，甚至很難有負面情緒，“我就像一個死人一樣，接受別人的讚美和誤解”。她用“dead inside”來形容自己，有人批評她，甚至當面對她表達不敬，“也沒有太多感覺，只有無盡的倦怠”。
寫作，對於蔣方舟而言，是“一個挺大的支撐”。在現實的同齡人的世界，成績平平、除寫作外沒什麼特長的她過得並不擅長，而寫作則讓她“逃到另外一個世界”。寫作給了她更多自由，她因此被清華大學錄取，從家鄉湖北襄陽一路北上，安居北京，“突破了生活環境的限制”；寫作又讓她在物質上比同齡人更自由，“不用為了寫東西，再去做另一份工作，來養活寫東西這個理想和愛好”。她明白這些，她更明白，“出於某種義務，要對得起這個幸運”。
直面質疑：能取悅作為讀者的自己，就夠了
從2013年的雜文集《我承認我不曾歷經滄桑》，到2015年的短篇小說集《故事的結局早已寫在開頭》，再到今年的日記集《東京一年》，蔣方舟“從來沒有放棄打磨我的作品”。有粉絲愛看她對社會的犀利評判，卻發現她開始寫兒女情長了，失望地指責：你變了，你不針砭時弊了。蔣方舟聽了挺高興：“我終於變了，就怕我不變呢。”自《我承認我不曾歷經滄桑》之後，她逐漸放棄了“公共知識分子化的寫作”，因為意識到“宣洩情緒、替大家罵不敢罵的東西，沒啥價值”，“作為一個作家，抱怨這個時代沒啥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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