漕運：
溝通南北，萬舟駢集利千秋
通州運河1號碼頭，是千里京杭大運河的北首。溫榆河、通惠河、運潮減河、小中河在此匯入京杭大運河，形成了大運河北源頭五河匯流的壯觀景象。今人難以想象，當年在此卸下的物資到底有多少。
明清兩朝，漕運盛極一時，通過運河北運的物資不僅僅是木材、磚石和糧食。當時設在南京、蘇州、杭州的織造局，專為皇家采辦綢、緞、紗、羅、布及其他紡織品。在萬歷年間，每年采辦紡織品幾十萬匹。到了清代初期，皇家每年采辦的銀兩達10餘萬兩，後期增加到500多萬兩。清乾隆朝，每年從雲南采辦銅630萬斤。上述物資都要經運河水運到通州。清代《漕運則例》記載了漕船攜帶的商品，共有12大類300餘種。漕運帶動了通州的繁榮，朝鮮人樸趾源描寫過通州市面的繁華：“下船登岸，車馬塞路不可行……東門至西門五裡之間，獨輪車數萬，填塞無回旋處……其瑰麗繁複，亦非盛京、山海關之比矣。艱穿條路，寸寸前進。市門匾曰萬艘雲集，大街上建二檐高樓，題曰聲聞九天。城外有三所倉廒，制如城郭。”
在營建北京城的材料中，木材采辦地距離北京遙遠，運輸全靠江河水系。“以川木輸送京城為例，運輸路線主要由三部分組成。先是利用長江上游各支流水系把大木從采伐地運至長江沿線各起運點，川南馬湖、敘州、西昌、永善等地的木材一般是從小溪直接洩運，或從小河到大江散漂，或扎筏到嘉定府、敘州府和重慶府，再扎筏經運河起運京師。木材扎筏方式是八十株扎一大筏，召募水手放筏，每筏用水手十名、夫四十名，差官押運到京。先是運到大運河北端通州木廠存放，然後再運往北京木材存放地。”陳喜波介紹說，和木材的運輸不同，臨清、蘇州等地所燒造的北京城營建磚料主要採用漕船順帶之法，在工程緊急時則臨時雇用船只運送磚料。據《明會典》記載：“永樂三年，定每料船帶磚二十個，沙滾磚三十塊。”明嘉靖二十一年（1520年）規定，“經過臨清糧船，官民船順帶木廠官磚至張家灣交卸”。清代《欽定工部則例》載：“遇有工程需用臨清磚塊，由工部先期行令，山東巡撫轉飭臨清知州如式燒造，交糧船帶運，抵通州後報部（工部）委員驗收。”
有趣的是，就像現在一些大貨車經常超載一樣，古代漕運的船只也會超載，這主要是源於朝廷的運丁要挾帶“私貨”，這樣可以逃稅和省運費。為了保證行船速度和船只安全，以免發生擱淺事故，朝廷規定船只入水不得超過三尺。但是，明代宋應星在《天工開物》中記載道，運丁在打造漕運船只時，私自將船只增加長度和寬度。清代魏源記載，“江西、浙江之船則巍然如山，隆然如樓……入水多至五尺以上”，甚至有的漕船還牽著兩只小船。每年經由漕船私帶及民船運輸抵達北京的貨物種類繁多，數量驚人。從南方運到北京的多是建築材料、糧食和手工製品，而船只返回南方時攜帶的主要是北方的畜產品。
其實，不僅僅北京是“漂來”的，運河沿線的諸多城市，也因運河而繁華起來，大運河的貫通締造了無數運河城鎮。先秦時期，江南城鎮稀落，隨著運河的開鑿貫通，特別是到了隋唐時期，運河沿岸的城鎮如雨後春笋般崛起。洛陽成為最繁忙的都市之一；揚州則因運河成就了經久不衰的繁華，其運河碼頭成了“萬商之淵”；蘇州因運河通達，所到之處皆可見“山海所產之珍奇，外國所道之貨貝，四方往來千里之商賈，駢肩輻輳”；杭州在隋朝之前是一個默默無聞的小縣城，正因為大運河的開通，杭州才發展起來。至於眾多的鄉間小鎮，因其枕河而建，應運而生，隨之商業繁茂，客商雲集而興旺發達。
逶迤千里的大運河，把營建北京城所需的材料及急劇增加的人口所需漕糧運到通州，真是“百司庶府之繁，衛士編民之眾，無不仰給江南。”通州作為大運河北起點，歷史上就對北京城的建設起過巨大的作用，如今也是建設副中心的上佳之地。
（來源：北京晚報）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