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美國採取的經濟政策加大了全球不確定性。如退出全球氣候變化的巴黎協定，退出TPP，重新談判北美貿易協定，強調美國優先、雇美國人買美國貨，明顯表現出保護主義、民粹主義與孤立主義的趨勢。在今年G20漢堡峰會財長會議上，美國明確反對在聲明中出現反對貿易保護主義的措辭，而漢堡峰會聲明也在自由貿易與公平貿易之間做了妥協。特朗普認為貿易順差國是“壞”夥伴、貿易逆差國是“好”夥伴的說法，是典型的重商主義觀點。如果世界第一大國下一步採取鼓勵海外企業回歸、加息、減稅、促進基礎設施投資等政策舉措，其外溢效應將給全球經濟帶來巨大的不確定性。
第五，英國脫歐對歐盟經濟都將意味著巨大的不確定性和風險。而對英國來說，未來其全球金融中心和現代服務業中心的地位能不能保住，甚至今後的歐盟還講不講英語，都會成為問題。
當前逆全球化的未來走向、全球勞動生產率減速對增長的影響與世界金融和經濟結構性調整存在巨大不確定性風險。那麼，這種不確定性將伴隨我們多長時間？有沒有可能是五年、十年或更長的時間？如果是，是不是意味著未來的世界可能是動蕩、衝突和風險上升的世界？
在近現代全球經濟史上，曾有過兩次不確定性增大的時代：一次是上世紀二三十年代，經濟上發生了大蕭條，政治上發生了兩次世界大戰。另一次是上世紀七八十年代，經濟上發生了“滯脹”，兩次石油危機以及布雷頓森林體系的破產。在這一時期，無論英美，還是中國、印度及蘇東地區都曾經歷過劇烈的經濟社會動蕩。
第一個不確定時期，經濟理論上產生了凱恩斯革命和宏觀經濟學，經濟政策上產生了羅斯福新政。第二個不確定時期，經濟理論上出現新自由主義抬頭，經濟政策上轉向嚴格反通脹的政策組合。當前這一輪不確定時期會發生什麼，我們很難預測，但可以確定的是，當今世界保護主義、民粹主義和孤立主義在上升，這對我國把握發展的重要戰略機遇期的能力無疑既是機遇也是挑戰。
世界是混沌的，風險在於不確定性，在風險和不確定性中把握機遇，需要有歷史眼光、長期定力和適應新常態的政策彈性。這一輪周期的拐點已經到來，但這個拐點怎麼期待，就是我們今後怎麼把握的問題了。我們對目前的形勢應保持清醒的頭腦，把中國自己的事情做好，把既定的一帶一路、京津冀協同發展、長江經濟帶、粵港澳大灣區等戰略做好。繼續推動構建開放型經濟新體制、開放型世界經濟建設，為世界和平、發展與合作作出貢獻。（來源：環球網）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