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台灣主體意識”的興起
事實上，自90年代起，兩岸經貿交流迅速展開，台灣經濟對大陸的依賴性也與日俱增之時起，李登輝政權為抗拒兩岸經濟體系的融合並預防未來可能的兩岸和平統一，不斷強調台灣的自主性、獨立性與主體性，試圖將“台灣意識”快速向“台獨意識”方向推進，並將之命名為“台灣主體意識”。2000年陳水扁政權執政後，更是通過李登輝組織“台獨”學者以“提升台灣的主體意識，確立對台灣國家的認同”為由編撰“願景．台灣”系列書籍，宗旨就是“提升台灣的主體意識，確立對台灣國家的認同”。其中一本書《台灣主體性的建構》，由李永熾、李喬、莊萬春、郭生玉等撰寫，提出台灣“切離中國，獨自走自己的主體之路”，強調“台灣意識逐漸取代中國意識，成為台灣民意的主流”，“台灣要主體化、一體化，必須‘去外來化’”。同時該書認為1990年後，台灣經過政權的“本土化”、制度的“民主化”，逐漸形成有別於中國大陸的新制度與新政權，人民有了新的生活方式，帶來了新的價值觀，“台灣主體意識”就是這時候萌芽起來的。
台灣經過政權的“本土化”、制度的“民主化”，逐漸形成有別於中國大陸的新制度與新政權，人民有了新的生活方式，帶來了新的價值觀，“本土意識”也就是在這之後開始向“台灣主體意識”的方向發展的。陳水扁在2006年“元旦文告”與“春節講話”中提出，“以台灣為中心的主體意識擺脫了歷史的窠臼與政治的教條，發源於二千三百萬人民的對自我的認同、土地的情感，以及命運與共的體驗”；“台灣是我們的國家，土地面積三萬六千平方公里，台灣的主體屬於二千三百萬人民，並不隸屬於中華人民共和國，台灣的前途只有二千三百萬台灣人民才有權決定”。
對於所謂“台灣主體意識”，台灣夏潮基金會董事長宋東文將之解讀為“國家認同，在土地上是台澎金馬，或台灣加澎湖，人口2300萬人，視中國大陸為另一有特殊歷史、文化、血緣淵源，與台灣有重要關係的地區或國家，‘外國’或‘敵國’”。他同時認為“台灣主體意識”不等於“台獨意識”，但是“台獨意識”的重要基礎，只是可接受“中華民國”為國號。⑩
“台灣主體意識”對台灣的政治認同較“台灣意識”更進一步，更傾向於“獨台”，或維持台灣現狀的獨立，實質就是“獨台意識”，但因沒有明確的“台灣獨立”概念，在島內已獲得普遍的接受。不論是哪個政黨或團體，今天已沒有人否定“台灣主體意識”，而是強調“台灣主體意識”，強調“台灣主體性”，強調“台灣價值”，強調“台灣優先”。可以說，“台灣主體意識”已成為台灣社會的主流意識。而這種“台灣主體意識”的形成與發展，將極不利於兩岸關係的發展，更不利於兩岸在未來的和平統一。
人為製造的族群矛盾
當前2300萬的台灣人口，其民族成分其實並不複雜。相反的，應該說其結構相當單一。98%的人口為歷代遷徙至台的漢民後裔與2%的原住民（即高山族，台當局將其劃分為16支不同的分系）。但由於其人口來源主要為來自大陸的歷代移民，故而早在明清時期，先代移民便為了土地、資源、空間等生產資料而自發結成以宗族或地域鄉情為紐帶的小團體互相爭鬥，不過清中葉以後移民社會趨於定型，台民的省籍、府籍分類意識便逐漸淡薄，這點從台灣割日初期台民全體團結一致而武裝抗日，亦可見其彼時的民族認同依舊優先於省、府籍意識。
不過1949年國民黨政府敗退台灣，同時攜150萬軍民入台後，使原本僅有600萬人的台灣人口結構再次出現了重大變化。台灣人再次被按省籍為依據而劃分為四大族群，當前分別為73%的福佬人（操閩南語的福建移民為主）、13%的外省人（操國語普通話的大陸各省籍人士）、12%的客家人（以客家話為母語的粵東及閩西移民為主）以及2%的原住民⑪。這種人為的籍貫劃分於80年代中後期台灣政治民主化後更趨明顯，從一般移民社會的籍貫融合過程來看，這無疑是不科學的，甚至是歷史倒退的行為。然而這其中確有其歷史的必然性。
1945年台灣光復後，國民黨接收台灣的行政官員將大陸貪污腐敗的習氣帶入台灣且極為排斥其眼中日本化嚴重的當地台民，分隔50年的兩地文化與習俗的相互衝擊使得台灣社會動盪難平。其後於1947年因查緝私煙而引發的警民矛盾最終徹底引爆“省籍矛盾”，應該說台灣“本省人”與“外省人”的矛盾是自此伊始的。及至1949年國民黨敗退逃台並將其在大陸的統治體系全盤移植台灣，出於對本地居民的不信任，在其黨政軍高層中大幅倚重大陸來台人員。這種流亡政府式的“統治”，以及大陸人士在居住上的隔離（眷村），使得本、外省人士幾成兩個平行的社會。長期在政治與經濟地位上的嚴重落差，逐漸使“本省人”自然而然地站到了“外省人”的對立面，在兩個社會群體各自認識到彼此在社會、政治與經濟等方面的距離後，台民內部具有鮮明省籍色彩的族群對立意識也就徹底形成而再難磨滅了。
不過，本文提及台灣“族群矛盾”的初衷卻是更著重於台灣80年代中後期政治民主化後，“族群矛盾”被逐漸人為添加的政治意味。作為政黨政治操作的產物，台灣政黨與政客利用閩南人、外省人、客家人與原住民之間所依託的“省籍”力量，利用不同省籍、不同群體對政治、社會的不同態度，在多黨政治體制中以族群動員為手段，來爭取選票，進行政治角逐。所以說，當前台民族群之間的矛盾背後有其極為鮮明的政治色彩，尤其是“外省人”與“本省人”的族群劃分，是圍繞著政治利益分配和爭奪而形成的政治族群。因此在台灣，族群是政黨選舉支持的重要基礎，不同省籍的族群在政黨支持上具有不同的傾向性。一般來說，“本省”的閩南族群大多支持以民進黨為首的泛綠聯盟（“泛綠”），而“本省”的客家人和“外省”的大陸人士則多支持以國民黨為首的泛藍聯盟。
在這樣的大背景下，台灣的“族群矛盾”已淪為政黨之間操作仇恨與凝聚實力的工具。比如民進黨政客逢選必提的“二．二八事件”、“美麗島事件”，即是其利用族群矛盾中的悲情意識來操作選戰的直觀詮釋。可以說，每一次選舉都是一次“族群矛盾”新的放大與固化，久而久之，個體化的事件被凝聚成特定族群的集體記憶，從而使“族群矛盾”愈演愈烈，再難消弭。台有識之士莫不為此痛心，新同盟會即曾在送遞“行政院”的決議文中疾呼“近些年來台灣先後建有‘二二八紀念公園’、‘白色恐怖政治受難者紀念碑’、‘二二八紀念館’……，這些建設，除了讓台灣蒙羞，擴大省籍分裂、增加族群仇恨之外，別無任何積極性、建設性意義”。⑫然而就目前看來，“族群矛盾”短期內是不可能會有太大的好轉。
內耗嚴重的政黨惡鬥
台灣主要政黨皆以政黨利益為重，民生經濟為輕，更遑論民族之大義。
2015年2月，由於“九合一”選舉國民黨慘敗，自覺無力推動“自由經濟示範區”的國民黨籍“國發會”主委管中閔黯然請辭。台灣科技大學教授黃丙喜投書《中國時報》，表示閣員請辭事小，經濟再度陷入莫名的虛耗事大。台灣貿易依存度高達126%，可以說出口導向型才是台灣經濟增長理想的模式，然而台灣的自由貿易協定金額僅佔總貿易額7%，與經濟規模、周遭環境相似的韓國的近50%相比，可謂相差不能以道里計。黃丙喜教授直言政黨惡鬥的習氣和逢中必反的怪風才是讓“自由經濟示範區”於“立法院”拖延一年依舊不得通過、最後還迫使主推官員辭職了事的主因。⑬
又以近來媒體熱炒的“九二共識”為例，習近平主席與李克強總理在2016年蔡英文勝選下屆台灣地區領導人後曾多次公開強調，兩岸穩定與發展的基石即是“九二共識”，除此之外再無他途，然而蔡英文對此僅以“九二精神”的名詞含糊應對之。泰半島內媒體臆測其將試圖以“一中憲法”定義“九二精神”並試圖以此獲取大陸諒解，這亦是其最近公開透過媒體要求大陸釋放更多善意的初衷之一。
此般政黨利益為先、民生經濟為輕的實例不勝枚舉，再以“服貿事件”為例，海基會前秘書長邱進益先生也曾言及，民進黨自黨魁而下亦為一時之傑，豈會不知“服貿協議”於長遠看對於台灣地區經濟與民生弊大於利？深究其因，無非政黨利益再次作祟。重大政治決策若於國民黨政治時期得以通過，並在馬英九先生任期內使台灣民眾親身感受其利益，則必將對之後民進黨的選舉造勢帶去不小的影響。
台灣《旺報》在2016年1月13日即曾以“陸拚經濟台內鬥，我消彼長”為題一針見血地點出了台灣社會與經濟目前最大的問題——政黨惡鬥。文章指出兩岸人均GDP對比，大陸一直在進步，台灣在倒退。最大的原因在於政黨惡鬥，導致台灣經濟停滯。大陸與台灣之間的人均GDP差距近年來持續縮小，2007年尚是大陸的7.1倍，而2013年已僅為3.1倍。這還僅是以全大陸人口為基數的平均值，如果以和台灣人口相當的上海為例，則上海早已經超過台灣。1990年台灣的GDP總值是1700億美元，大陸當時是3878億美元，台灣相當於大陸的43.8%；但是到2014年，台灣的GDP總值是5283億美元，大陸卻已飆升達10兆1681億美元，台灣GDP總值僅佔大陸的5.2%，消長之快，令人驚異。⑭若台灣還是如現在這般陷於政黨惡鬥而無視世界潮流的變化，那麼遲早世界亦會將台灣拋棄。
結語
客觀地說，本土化政策與“本土意識”其實是一種互為表裡、相輔相成的關係。本土化政策的推動，加快了“本土意識”或“台灣意識”的發展；而“本土意識”又反過來再度強化本土化政策的推行。本土化政策發展到極致，就是後來由民進黨推動的“去中國化”政策與“台灣正名”戰略，要徹底切斷台灣與中國大陸的聯繫，建構台灣獨立的政權。然而我們必須清醒認識到，在表面上徹底背離中國大陸的民進黨背後，早在80年代蔣經國時期國民黨宣揚的“三不”政策並定下“本土化”趨勢的政府施政方向後，台灣與大陸分離傾向已可預判。事實證明，在之後的30年中，本土化發展為台灣化、並繼而再發展為“國家化”的趨勢並未有太大的偏離。
從歷史的角度看，本土化與台灣化發展，有其發展的必然性。首先，國民黨政權的統治體系是完全從大陸移植到台灣去後由大陸赴台人士集中掌控的，這種少數人的大中央體制不可能長久適合於台灣；其次，從全中國選出的民意機構代表也不可能永遠佔有席位，新陳代謝的發展，不得不在台灣本島進行補選與改選（長達44年不曾變更的“萬年國會”在1990年被迫改選）；同時，國民黨當局長期偏安台灣，宣揚本土（即“復興基地”），對抗大陸，“汙名化”大陸，也就自然形成台灣一個相對獨立的政治體制與政治認同，無形中反而強化了日後的“台灣主體意識”。
也就是說，與許多人想象中“國民黨依舊是中國的國民黨”不同，現實情況是本土化政策與“本土意識”甚至或“台獨意識”與“台灣主體意識”是國民黨政權過去在台灣生存、扎根的必然結果之一，也將是國民黨未來在台灣存續、發展的基礎之一。
故而在“台灣主體意識”已普及化、大眾化的今天，要化解“台灣主體意識”中的台灣主體性與台灣獨立意識，增進“中華意識”或增進祖國意識，可能需要幾十年或者數代人的努力。化解的第一步，是實現兩岸經濟關係的融合發展，建立經濟共同體，增進雙方的共同利益，打破以“台灣為中心”思維，將台灣經濟“大陸化”（中國化）。尤其是打破“台灣命運自主化”的迷思，建立“兩岸命運共同體”的價值。在文化上，消除“去中國化”的政策，弘揚中華文化，建立兩岸共有的中華文明。
註釋
①廖正豪，中國時報2004年10月16日第4版。
②施琅，《恭陳台灣棄留疏》。
③汪毅夫，“地域歷史人群研究：台灣進士”，《東南學術》2003年第3期。
④鄭鴻生，“台灣的認同問題與世代差異”，《文化縱橫》，2014年2月14日刊。
⑤李登輝，《餘生——我的生命之旅與台灣民主之路》，大都會文化，2016年出版。
⑥鄭鴻生，《青春之歌》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3年出版。
⑦“移民署：張安樂是台灣籍 非大陸籍”，台灣中央社，2014年4月2日。
⑧“台灣人國族認同”，聯合報，2016年3月14日A1版。
⑨李登輝，《新．台灣的主張》，遠足文化2015年出版。
⑩宋東文，《“台灣主體意識”對兩岸關係的制約影響與預測》，“第十二次台灣問題論壇”2005年3月。
⑪“台灣族群矛盾與省籍劃分”，陳名實，《福州大學學報》，2012年第5期。
⑫《新同盟會護憲救國二十年》，附錄二，P213。
⑬《中國時報》，“管爺走了 自貿區繼續擺爛”，時論廣場板塊，2015年2月1日。
⑭《旺報》，“陸拚經濟台內鬥，我消彼長”，焦點新聞板塊，2016年1月13日。
（全文刊載於《中國評論》月刊2017年11月號，總第239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