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表示，報告針對“一國兩制”在實踐中出現的新情況、新問題、新挑戰，有所側重地闡述了一些重要思想觀點、原則立場和工作部署，具有明確的導向性。其中，核心指向和要求是必須全面準確貫徹“一國兩制”方針。報告強調的幾個方麵包括：嚴格依照憲法和基本法辦事，完善與基本法實施相關的制度和機制，這是全面準確貫徹“一國兩制”方針、把依法治國與依法治港治澳方略相統一的必然要求；把維護中央對香港、澳門特別行政區全面管治權和保障特別行政區高度自治權有機結合起來，這是處理好中央與特別行政區關係的關鍵；支持特別行政區政府和行政長官依法施政、積極作為，團結帶領香港、澳門各界人士齊心協力謀發展、促和諧，保障和改善民生，有序推進民主，維護社會穩定，這是保持港澳長期繁榮穩定的著力點；希望特別行政區政府和社會各界人士履行維護國家主權、安全、發展利益的憲制責任，這是“一國”原則和法治原則的體現；支持香港、澳門融入國家發展大局，深化內地和港澳地區交流合作，這是港澳發揮自身優勢、與內地實現共同發展的必然選擇，港澳和內地融合發展與保持兩制差異並不矛盾；堅持愛國者為主體的“港人治港”、“澳人治澳”，發展壯大愛國愛港愛澳力量，這是確保“一國兩制”正確實施、港澳長治久安的重要保障；增強香港、澳門同胞的國家意識和愛國精神，這是促進港澳人心回歸的治本之策。
他還指出，香港社會有的輿論擔心報告中強調中央對香港、澳門有全面管治權會不會影響特別行政區的高度自治，其實這種擔憂是不必要的。這一觀點在2014年6月國務院新聞辦發表的以《“一國兩制”在香港特別行政區的實踐》為題的白皮書中已經寫明。它包含的邏輯關係顯而易見：主權與治權分不開；中國政府從對香港恢復行使主權之時起，即擁有對香港的全面管治權；香港特別行政區的高度自治權來源於或派生於中央的全面管治權。中國對香港恢復行使主權，是恢復行使包括對香港的全面管治權在內的完整主權，而不是英國人“以主權換治權”的如意算盤所指的空洞的主權，也不限於對外交、國防事務的管理權。中央根據“一國兩制”方針和基本法，授予香港特別行政區高度自治權，同時保留一部分權力由中央直接行使，未授予的所謂“剩餘權力”也歸中央所有。這就是說，中央與香港特別行政區的權力劃分是授權與被授權的關係。強調中央對香港特別行政區具有全面管治權，是希望香港社會正確認識香港特別行政區的法律地位和權力來源，尊重中央依法享有的權力，包括對行政長官和主要官員的任命權、對基本法的解釋權和修改權、對特別行政區法律的備案審查權、政制發展決定權等，所針對的是極少數人以高度自治為由，抗拒或排斥中央依法行使有關權力，甚至公然挑戰“一國”原則和有關底線的錯誤言行。與此同時，對於基本法已授予香港特別行政區的高度自治權，中央應當予以尊重，而不應以享有全面管治權為由任意加以限制和干預。事實上，香港特別行政區所享有的高度自治權之廣泛，是世界範圍內其它自治地方難以比擬的，回歸以來也一直得到充分尊重和行使。所以，強調中央對香港特別行政區享有全面管治權與香港特別行政區享有高度自治權並不矛盾，關鍵是要按照報告指引，嚴格依照基本法辦事，把維護中央的全面管治權和保障特別行政區享有的高度自治權有機結合起來。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