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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舟:堪培拉的戲劇性事件近乎“精神分裂”
http://www.CRNTT.com   2017-12-19 09:34:40


2017年歲末,發生在堪培拉的戲劇性事件使得人們疑惑叢生:中澳關係怎麼了?澳對華政策發生了什麼變化?為什麼會變化?(資料相)
 
  正如澳洲國立大學東亞問題專家彼得·戴斯戴爾(Peter Drysdale)的評論:白皮書“采納了印度太平洋地區的想法,但是既沒有對其進行測試,也沒有對其進行定義”,這使得其概念岌岌可危。事實上,“印太”概念廣泛多樣,以至於沒有一個國家的力量可以主導。
  
  作為一種戰略和接觸手段,澳大利亞亟需與合作夥伴進行磋商。缺乏磋商與共識,將使澳大利亞與其亞洲合作夥伴的關係陷入困境。前首相陸克文(Kevin Rudd)在2008年曾提出“亞太社區”提案,就遭遇了失敗命運。澳前外長伊文斯(Gareth Evans)質疑澳現在是否做好了將“亞太”從“印太”這一概念中剝離出去的準備?他擔心這意味著澳政府將極大削弱30年來澳不斷試圖融入亞太的外交努力。

  澳大利亞對外戰略的內在矛盾

  如何應對這個充滿“不確定性”的世界?白皮書精心設計出一個複雜的對外戰略:面對新的國際格局變化,既通過與中國的經濟合作獲取財富;又繼續維護美國主導的地區格局——獲得美國的安全保護,並在美國的領導下,與其它地區大國一起建立平衡地區地緣政治變化的第二道防線。

  這個權力制衡的設計,不僅有著很重的冷戰的氣味,其外交戰略也存在深刻的內在矛盾。首先,誰能保證高呼“美國第一”的特朗普只是一個現象而不是美國未來內政外交的走勢?誰能保證美國在亞洲地區勢力的衰退不是一種必然趨勢?若果真如此,美國會留意聽取澳大利亞的“忠告”嗎?澳洲前總理保羅.基廷(Paul Keating)認為美國不會在亞洲繼續扮演霸權角色,而是更希望培養一個調解人,幫助美國維護這一地區的和平與穩定。而澳洲就很適合成為這個調解人,可以出面協調和處理類似於黃岩島爭端一類的問題。姑且不論美國是否真正放手,其它地區國家是否接受也存在巨大疑問。新加坡前外交部長楊容文(George Yeo)就表示,東南亞國家在處理與中國有關事務時非常有經驗。

  其次,白皮書在中國問題上表現出簡單粗暴的兩分法——在經濟方面合作獲利;在安全和政治方面強調澳中兩國可能的、必將爆發的衝突。這種近乎“精神分裂”的兩分法在邏輯上存在三個層次的疑問——

  第一:在地緣政治領域,澳中之間是否有在安全領域合作的議題?譬如在維護地區穩定,解決朝鮮核問題、應對全球變暖、打擊恐怖主義等其它重要議題。

  第二:政治與經濟可以用一刀切的方式進行簡單分割嗎?如遭遇難以分割的政治經濟議題,澳大利亞是要合作還是要對抗?在對“一帶一路倡議”問題上所表現出的回避態度,正是其邏輯矛盾的體現。白皮書中僅有一處提及“一帶一路”,只含蓄地表示願以有保留的方式,開發“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和地區在內的亞洲基礎設施。

  第三:若如白皮書所推測,中國目標是獲得地區主導權,中國所追求的地區秩序與澳大利亞所實施捍衛的以美國主導的“印太”秩序必然存在衝突,那麼,澳洲又如何實現既維護與中國的密切經濟合作、又與美國極其盟友合力對抗中國的戰略目標?魚和熊掌何以兼得?

  最後,澳大利亞強調的為美國維持地區秩序作有力支持和補充,其最基本假設是印度、韓國、印尼、日本都同心協力,共懷同樣戰略目標。但是,目前除日本外,印度、韓國、印尼態度尚不明朗,而印度態度又至關重要。對於這個實質內涵尚未成形、未來走向模糊不清的“印太”概念,澳大利亞能夠在何種程度上有所作為、有所倚重,實為言之過早。

  縱觀全篇,《外交白皮書》的關鍵詞是“不確定性”,重複強調“不確定性”是當前國際政治的最顯著特征。僅白皮書的前30頁,這個詞就出現了不少於11次。歷史上,澳大利亞曾經出現過兩次類似深感陷入“不確定”的歷史轉變時期: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當亞洲民族主義和非殖民化浪潮崛起,澳大利亞卻期待歐洲帝國重新湧入這個地區,懷念“被帝國榮耀的光輝照耀”;20世紀60年代後期,例如蘇伊士危機時,澳洲對英國在全球領導地區的期待,類似於今天對美國的期盼——緊緊保住“偉大而有力的”朋友的擁抱。細觀兩個時期澳領導人的言論,“不確定性”是頻頻出現的關鍵詞。有學者直言,澳大利亞的歷史說明,澳大利亞早已習慣二戰前是英國最忠誠殖民地、二戰後是美國最可靠盟友的角色定位。簡言之,緊跟超級大國身後的澳洲特色的戰略思維,也是順理成章了。

  近年來,中美力量對比的變化,使澳大利亞又走到了十字路口。外交白皮書反映了澳兩黨對外政策的共識,也是近幾年來各種相關文件、領導人相關言論以及具體外交政策的集大成者。它的出台既是澳國內對外交政策思考和政策推行的一種“量變”,更反映了“天生敏感體質”的澳大利亞對地區秩序行將發生“質變”的預感。

  澳著名中國問題專家休.懷特(Huge White)承認“來自地區格局變化所帶來的壓力,令澳大利亞本能地感到緊張與恐懼”。但令人遺憾的是,敏感的澳洲沒有因勢利導,設計出具有創造性和有想象力的嶄新的對外戰略,而是選擇向後看,渴望維持處於美國治下的亞洲秩序的舊日時光。葛麗也無比感嘆:“我們緊抓過去,寧可抓著救生衣不撒手也不肯建造一艘新船。”

  (作者周舟為政治時事評論員、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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