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何況，盯梢之舉，還可能為脫貧檢查發現問題“曲線”地提供線索。通常而言，以“反偵察”的神經兮兮姿態，去盯梢某些領域的考評專家或檢查組，不是基於虛應故事的慣性，就是因心虛而掩耳盜鈴，而心虛背後或許是扶貧乏力等問題，故這會讓督導檢查更有的放矢。到頭來，涉事地方可能還會因此在扶貧考核中被“一票否決”。
所以盯梢國家脫貧檢查組，看似機巧，實則不智。
在此之前，盯梢上級暗訪者或暗訪媒體的戲碼，也曾在多地上演。比如，去年6月，有記者暗訪陝西戶縣疑被盯梢，行蹤被發當地幹部微信群實時直播；去年7月，棗莊有打著棗莊市“創衛辦”名號的文件，要求當地出租司機在創衛專家暗訪時通過專用暗號及時報告……
找群演、擺道具、玩盯梢，迎檢成了表演，也表明了個別基層的應付，在監督路徑拓寬的情勢下，這只會越來越行不通、玩不轉。拿脫貧考核和檢查來說，隨著扶貧考核方式在第三方評估和省際交叉考核基礎上又增加了“媒體暗訪”，隨著扶貧攻堅期對數字脫貧和“被脫貧”的查究越來越嚴格，造假和應付空間越來越有限，“盯梢暗訪”只能是自釀苦果。
把迎檢當諜戰的“盯梢”，還是早點歇了吧！
（來源：新京報）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