彼時，受到美國和歐洲國家的壓力，日本政府放寬了金融政策，推出經濟刺激項目，央行降低利率。1985年，美國、日本、聯邦德國、法國以及英國的財政部長和央行行長在紐約簽訂了著名的“廣場協議”，規定日元與馬克（聯邦德國的法定貨幣）應大幅升值，美元應大幅貶值。之後，上述五國聯合干預外匯市場，拋售美元，繼而推動日元持續大幅升值。
在“廣場協議”簽訂後的幾年，大量的日元資金流向房地產和股票市場，特別是房地產領域，造成房產價格上升過快，形成泡沫。宮內義彥認為，當時的政府“犯了一個錯誤”，想要打破房地產等領域的資產泡沫，以使之恢復到正常水平，但“進行了矯枉過正的調整”，造成消費物價指數（CPI）過分下降。
“當時CPI根本就沒有上升，沒有泡沫。”宮內義彥認為，日本政府出現的誤判，以及之後出現的經濟泡沫，和將近10年的經濟發展“停滯期”，從根本上是源於日美“貿易戰”之後的一些列貿易、貨幣政策。
“我覺得中國政府從日本的經驗上學到了很多。”宮內義彥說。白川方明也認為，日美貿易產生巨大差距後，美國逼迫日本調整匯率，進行日元貶值，導致了長期的貨幣寬鬆政策，是造成日本經濟泡沫和“停滯”的重要因素之一。
“中國是不是要吸取當時的經驗教訓？”約翰·霍普金斯大學東亞研究中心主任肯特·凱爾德（Kent E.CALDER）以商量的口吻提出，日本當年的貿易政策轉變，以及利率市場化等一系列貨幣政策轉變，影響了後續的很多機制，包括長期信貸、銀行發展等。這對今天再次出現在全球最大的兩個經濟體之間的貿易摩擦，提供了一定的啟示。
內部結構性改革是重點
作為當年日美“貿易戰”的親歷者，以及之後日本金融政策的制定者之一，白川方明對目前中美之間的貿易摩擦仍保持謹慎觀察的姿態。他認為，對於“貿易戰”這類帶有明顯政治屬性的經濟話題，需要更為理智、全面的思考，應該回歸兩個國家的“基本面問題”。
以日本當時的宏觀經濟狀況為例，白川方明指出，日本在上世紀80年代的經濟增長速度雖然在國際上仍然很快，但與之前幾年相比有所下降，但當時的決策者不能接受經濟增速下降的現實，希望通過加杠杆等措施來刺激經濟保持高速增長。
回顧當年的歷史，他認為應該仔細研究“貿易戰”背後，潛在經濟增長率下降等核心問題。以人口結構為例，恰恰是在日本“人口紅利”最高的時候，日本的經濟泡沫破滅了。白川方明指出，在持續的貿易摩擦背後，更應該關注和尋找解決本國經濟內部結構性問題的辦法。
宮內義彥指出，當時面對來自歐美國家的壓力，日本央行的做法是正確的，但要解決外部貿易摩擦、內部經濟結構等問題，所依靠的不只是貨幣政策，還要通過財政政策來提高供給側需求。“在現實過程中，貨幣政策的寬鬆只是一個工具而已，這對我來說是比較失望的，因為只有貨幣政策在發揮作用。”
事實上，日美“貿易戰”時，日本經濟是典型的出口導向型經濟，國內消費需求在經濟發展“三駕馬車”中所占比例較低。而今天，內需已經成為日本經濟最重要的部分。據宮內義彥介紹，如何穩定內需、提升服務業的勞動生產率，已經成為日本政府關注的頭號大事。
肯特·凱爾德認為，日本在“貿易戰”期間的財政政策不夠積極，這也是一個問題，背後所反映的是，在自身產業高速發展的同時，日本國內當時的體制轉型過程並不成功，特別是全球化的過程太快了，反而毀壞了日本的一些機制。他指出，中國可以從中吸取教訓。
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名譽院長、前世界銀行首席經濟學家林毅夫則把關注的目光投向日美“貿易戰”的另一個主角。
在他看來，美國在上世紀60～90年代將貿易逆差歸罪於日本和“亞洲四小龍”的出口導向型經濟，並且逼迫日本把生產轉移到美國，但直到今天，美國所面臨的貿易逆差並沒有減少，反而還在繼續增加，這說明關鍵問題還是在於美國自身的經濟結構。
“現在美國的貿易逆差同樣是因為儲蓄率太低，只有對症下藥，才能藥到病除。”林毅夫說。但讓他感到遺憾的是，美國並沒有從自身問題下手，而是繼續盯著貿易逆差不放。他認為，中國再次面臨著類似的情況，“這次我們有理由做我們該做的事”。
（來源：中國青年報）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