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際觀察家普遍認為，特朗普的亞洲政策打破了以往歷屆美國總統的禁忌。 比如，在台灣問題上，特朗普上台初始便與蔡英文通電話，最近又通過了“台灣旅行法”，美國國務院高官已經訪問台灣地區。在朝鮮問題上，特朗普更是答應了與朝鮮領導人金正恩會面。在伊朗問題上，特朗普多次說過要重新商談奧巴馬時期簽署的伊核協定。在TPP問題上，特朗普又表示考慮可以重新加入TPP，前提是新TPP框架給予美國更多的好處，對此日本、新加坡和澳大利亞都表示歡迎，但這些國家同時又強調不願意更改已經達成的TPP11國協定。
五、美國外交政策變化與中國的應對
從特朗普政權的性質來看，美國外交政策的革命性變化更應從國內政治經濟入手考察。特朗普的主要動機和目標在於，重構國內政治經濟與國際政治經濟之間的聯繫，讓美國中下層更能獲得好處。因此，我們看到的一些互相矛盾的政策，其實是這種系統變革的產物，是舊框架解體、新框架逐漸成型中必然出現的不一致、不協調和矛盾。特朗普之所以在各國普遍感到敏感的重大政治、安全問題上施壓，主要目的並不是打壓這些國家、維護美國的霸權地位。如前指出，美國的霸權地位到目前為止受損很有限，而特朗普對維護美國霸權地位興趣不大。特朗普希望的是交易，即通過打政治牌、安全牌，迫使相關國家在貿易關係上對美國讓步。從實力地位上說，特朗普的美國也有這種能力，不過打壓過狠了，容易招致他國的針鋒相對。比如，從國家利益角度看，中國完全有實力抗衡貿易上的施壓，儘管中國局部產業和地區會有損失，但從大盤子考慮，這種損失完全可以在國內層面調整和補充。但是，美國就不同了，美國的精英階層絕不會放任特朗普這麼做。甚至，眼光並不是很長遠的中下層，在遭受別國強烈反擊時，也會要求特朗普謹慎行事。
特朗普的稅改其實是觀察這種矛盾性的一個重要問題。國內一些人簡單將它理解為降低稅率，但是正如中國社科院學部委員余永定指出的，儘管其核心是公司稅改革，但其範圍要更廣闊一些。從特朗普的主要目標來看，是要調整美國跨國公司的收益分配，讓美國跨國公司將更多的收益留在美國國內。關於跨國公司和民族國家的關係，學術界長期以來就有深入研究，但過去的研究主要是討論跨國公司與發展中的東道國關係。從20世紀80年代中期起，以聯合國貿發會為代表的發展中國際機構，普遍將過去的敵對性態度轉變為頌揚跨國公司的好處，例如從20世紀90年代初起，聯合國貿發會出版的《世界投資報告》基本就是這個基調。反過來講，當發展中國家普遍受益時，意味著作為大多數跨國公司的母國——發達國家，其收益會相對減少或者增加有限。而跨國公司通過價格轉移支付，將更多的稅收留在不對跨國公司徵稅的發展中國家，從而大幅度減少了對美國政府的納稅。此次特朗普改革稅收，就是要改變這種格局，讓跨國公司給美國政府繳納更多稅收。按照余永定提供的資料，稅改前美國跨國公司在海外的利潤高達2.6萬億美元，2008年美國跨國公司海外利潤中43%的來源是人口占比不到世界1%的小國和離岸金融中心，如百慕大、愛爾蘭、盧森堡和荷蘭。事實上，亞太地區並非美國稅改的主要針對區域，因美國跨國公司在這一地區的外資存量非常有限，大約略低於17%，而且主要是在新加坡和澳大利亞。顯然，調整投資的收益分配是特朗普經濟政策的核心。
貿易也處於核心位置，但主要是政治意義上的，貿易在經濟上附屬於調整美國與跨國公司的關係。前文提及，美國民眾對貿易關係的認識並不深，而投資關係遠比貿易關係來得複雜。很大程度上，現在全球的貿易格局是跨國公司主導的，有的專家認為80%以上的世界貿易都由跨國公司主導完成。中美之間之所以有這麼大量的貿易，一半以上都是不被中國政府控制的跨國公司產生。按照中國統計局的資料，中國進出口的一半是由外資公司實施的。如果算上中國公司在內的零部件貿易，那麼這個數字會相當的大。對於特朗普來說，在對外關係上瞄準中下層更容易理解的貿易關係，顯然是一件得選票的事情。如果要改善美國中下層的收入水準，目前在整體貿易赤字上占比超過一半的中國，顯然是一個極為重要的目標。儘管我們多次強調，美國對華服務貿易的順差排在美國前幾位，但是對於美國中下層而言，比如沃爾瑪的售貨員，他（她）顯然不太能理解這種邏輯關係：如果特朗普提高關稅，沃爾瑪的銷售額將下降，售貨員的薪水也會下降。 |
